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对东北领土的要求 （见第七章）。按照列强在中国大鱼吃小鱼的次序，美国
人几乎要屈居末位 （他们曾于1859年以一种不光彩的方式交换了条约批准
书），而以承担主要负担的英国人居首位，并由他们定调子。
恭亲王奕訢（1833—1898年），是和他的异母兄长咸丰帝在一块长大的，
原来激烈主战；这时在赞同与入侵者和解时却发觉自己在朝廷中属于少数
派。对京城以外的事缺乏经验的二十七岁的奕訢，现在不得不着手处理王朝
的命运了。在有经验的满族人，尤其是桂良和恒祺的指点下，他进行北京条
约的谈判，此约确认1858年的条约文件，并且增加了赔款和将香港的九龙半
岛割让给英国的内容。冬季来临，供应短少，额尔金和葛罗迫于形势而撤军。
1860年11月，北京条约签字不久，英法联军便离开北京，只在天津留下了
一支警卫部队。英国外交从此便致力于支持由恭亲王为首的对外和平妥协
派。英国人已经避免了一次封锁：这种封锁本来会给在南方与他们十分顺利
交往的商人阶级带来损害的。现在他们力求加强已经和他们签约的北京掌权
者的地位。这样，另一个中外联合而治的创始期便得到了巩固。
① 卡迪：《法帝国主义在东亚的根基》。
… Page 173…
朝新秩序的最后转变，在第二年也未能实现。咸丰帝拒绝回北京，从而
回避了对居住在那里的外国公使的觐见与叩头的问题。1861年8月，咸丰帝
去世。在热河的几位亲王领袖作为新立幼主的赞襄政务大臣而掌握了大权。
但在11月，两位皇太后在一次政变中和恭亲王合作，逮捕了诸摄政王，并处
死了几个主要政敌 （见第九章）。这样，一个新的领导班子控制了朝廷。它
这时才着手同在北京的新的外国公使以及同在华中对太平军作战的部队新统
帅打交道。入侵者受到抚慰，但清朝的生存命运仍然取决于能否镇压这场大
叛乱。
进一步的研究会表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主要事件
应该是中外贸易团体的建立，但它在引人注目的炮舰、士兵和外交人员这一
调兵遣将事实的掩盖下竟未被注意。即使在这个战争和不安定的时期，贸易
量和贸易值仍有所增加（虽然增加得不稳定），但能够为共同目的合作共事
的人员，在两方面都出现了：中国方面出现了商人、买办和条约口岸的官员；
外国方面出现了商人、领事和传教士。这样，受过英国教育的广东人唐景星
就在1857—1861年间做了上海海关的翻译和首席秘书（唐景星后来是查顿的
主要买办和李鸿章所创官办的轮船局的负责人）。1857年起任上海道台的薛
焕，在1860—1862年是江苏巡抚和钦差大臣，1863—1867年又在北京总理
衙门任职。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
用炮舰外交，即用陆军和海军的高压手段开创的不平等条约制度，使订
约列强在中国获得大量特权。这种特权到1860年被确立，即订约列强国民的
领事裁判权 （治外法权）；外国对条约口岸租界的管理权；外国军舰在中国
水域航行和外国军队在中国土地上驻扎的权利；外国在中国沿海贸易中的航
运权及内陆航行权；受条约限制的关税税率等等。在以后年代中增加的外国
①
权利和特权，又进一步缩小了中国主权的范围。优越的外国力量——一般地
包括商业、财政、军事、工业和技术等方面——将带着破坏性的力量日益加
紧向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进行冲击。
在回顾这个过程的第一阶段时，我们可以看到清朝的几个虚弱方面：第
一，与西方列强相对抗的清朝的军事力量和行政能力在内乱激烈的时期渐趋
崩溃。内乱的确引起了外患。第二，根本弱点是思想和体制方面的，也就是
对外国的现实一贯无知，并且存心不去考虑这一现实。最彰明较著的证明就
是他们愚不可及地 主张，清帝国的政体应高于所有外国的君主。北京拒绝以
平等态度交往，直到不得已时才在不平等条款的基础上被巧取豪夺。
必须把1860年以后的条约制度视为中国政体的一个特殊部分，中国的主
权在这里不是被消灭，而是被订约列强的主权所掩盖或取代。在整个中国内
地，政治经济的传统部分很少有直接的变化。同样地，在对邻近国家的关系
方面，朝贡使节继续前来北京，好象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从1860到1894
年，朝鲜向中国朝贡的年份有二十五年，琉球八年，安南 （越南）五年，尼
泊尔四次，缅甸一次。但与此同时，在沿海和上溯通航河流凡受到现代影响
而发达起来的地带，尤其是在条约口岸，一种新的混合政体已经形成。炮舰
在条约口岸和水路航线上代表着外国的权力。外国军事力量在中国的增长，
后来也促使清朝逐渐采用西方武器装备它的军事力量，并且最后装备汽轮而
① 关于不平等条约的不同界说，见邱宏达：《中国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对不平等条约看法的比较》，载J。A。
科恩编： 《中国对国际法的实践》。
… Page 174…
形成了一支海军。然而这一切已经为时太晚，不能拒外国人于国门之外了。
在经济方面，混合的中外秩序最初主要限于中国商人和外国商人合作的
对外贸易方面。当然，在对新兴的口岸城市的管理方面，还有一个外国领事
的因素在起作用。既然英国驻北京的公使和驻条约口岸的领事就近掌握有皇
家海军的炮舰，他们此时已是中国权力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在总税
务司监管下的中国海关既同中国、又同外国有关方面进行密切的合作，就完
全是可行的了。回顾一下利用非中国人来管理中国对外贸易的这些丰富的历
史先例是有必要的。譬如说，蒙古人征服南宋以后，斡脱，即中亚穆斯林商
人的行会，在“与蒙古贵族的合伙关系”中行使承包租税的特权；到十三世
①
纪八十年代末他们开始“在海上商业方面……起领导作用”。1860年以后，
商埠中的税务司既是中国海关监督的行政上的同事，又是外国领事的社会上
的同仁。赫德在北京是总理衙门的雇员和总理衙门首脑恭亲王的顾问，同时
又是英国公使的同胞和亲密顾问。
① 舒曼：《元代的经济结构》，第4、224 页。
… Page 175…
条约制度的实施
作为满族谈判者在1860年秋末同英国人打交道时，年轻的恭亲王及其年
老的同事桂良与文祥开始理解怎样才能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下保存王朝的利
益。当联军从华北撤退时，英国获准开始在长江的镇江到汉口一段进行贸易，
而无须根据条约的规定，要等到平定叛乱以后。这种超越条约范围的让步，
是几种不同的动机凑合成的：即这样做，额尔金勋爵和他的弟弟英国新任公
使卜鲁斯爵士能够满足上海商人进入中国广大内地市场的要求；抗击太平军
的各省当局能够指望在上海对长江贸易课税而增加税收，而清廷的想法正如
①
恭亲王所说：英国人“不但不虑其为害，转可以为我所用”。威妥玛推测北
京的想法是，由于英国的贸易特权已为北京所认可，太平军对贸易的课税就
会遭到反对，这就会引起太平军与英国的对抗。
在北京的允许下，由巴夏礼及舰队司令贺布率领十艘海军舰只，由海关
发给通航证，于1861年2、3月间沿长江上溯，以安排英国同镇江、九江和
汉口等口岸的贸易事宜。然而武器是严格控制的。南京太平军也同意让英国
在长江贸易。在上海或镇江征收新开放的长江贸易税。但长江贸易立刻增加
了关税管理的问题。英、美商人已获得领事馆的特许，让租来运输茶叶到长
江下游的中国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