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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了一个外国字的椭圆标签，冒充巴拿马进口。我从板车上挑了一把品相最好的香蕉，撅了两根，剥了皮吃。
“你这么撅，剩下的让我怎么卖呀？”
“不是有那么多善良的群众吗？告诉他们，这把是最新鲜的香蕉，刚从你们家在巴拿马的后花园摘的。不信，撅的痕迹还没老呢。”
“那你也别在大马路上这么吃香蕉呀。瞧你的吃法，一口嘬下去，小姑娘看见会难为情的。要是真闲，晚上来打麻将吧，赢光你最后一条内裤。”
才早上八点多，透过玻璃窗望去，利康烤鸭店里空无一人。伙计们正忙着将一筐筐的去毛鸭子从小货车上卸下来。街北的工体旱冰场静寂凄冷，没扫干净的煮玉米皮和冰棍纸在没风的冬日里直挺挺地躺着，全然没有节假日小混混、小太妹们吆三喝六呼朋唤友纵横驰骋的欢闹景象。翠儿旱冰滑得可好了，正着滑、倒着滑、侧着滑都会，跳起来转个圈落下来还能微笑。她穿件紧身夹克衫、牛仔裤，显得腿无比悠长，头发用皮筋系起来，在脑后形成马尾巴，前面露出大脑门。翠儿一定要教我滑旱冰，我说没有比我更笨的了。翠儿说，就喜欢教笨人，教聪明人有什么意思。我说，我怕摔，怕摔了之后疼。翠儿说，你可以牵着我的手，你哪儿疼我可以帮你揉。我管姐姐借了她练习排球穿的护膝和护肘，没有护头，我戴了一个老爸的羊剪绒帽子，护耳放下来，带子在下巴上扎紧。我穿戴整齐，傻子一样站在旱冰场里，脚下是带轮子的旱冰鞋，和我常穿的片鞋不一样。这个地面不是我的。翠儿右手牵着我的右手，左手搭着我的腰，教我怎么动腿怎么动脚，周围呼啸而过的小流氓们羡慕得眼珠子鼓出来，像一条条的金鱼，哈喇子流到嘴外边时间长了冻成冰碴儿。几年以后，翠儿报考了电影学院。她功课一般，没力气当运动员，没关系当空姐，所以决定当演员。考演员要考声乐、形体、台词、表演。初试简单，群体表演，题目是火车车站，二十几个人一拨儿，各自搔首弄姿。翠儿在几千人里都能素面朝天，这二十几个人根本不是问题，考官再傻也几眼看出，谁是卖茶鸡蛋的，谁是野鸡，谁是真正的戏坯子。二试要求各用十分钟，表演一种人和一种动物。翠儿说，我还是表演我熟悉的吧。翠儿先表演了一种人：美人。具体形式是，叫最资深的主考官过来给她倒了杯茶，然后慢慢喝了十分钟。翠儿后来又表演了一种动物：色狼。翠儿模拟了她所熟悉的张国栋。翠儿的专业考试得了满分。
很久以后，翠儿电影学院毕业了一阵，打开电视看长了也能见着。翠儿约我在工体见面，天下着雨，我出了计程车就看见翠儿打着伞站在旱冰场门口。
翠儿说：“我要走了。”
我问：“去哪儿？”
翠儿说：“去非洲。”
我问：“去演戏？”
翠儿说：“去嫁人。”
我说：“我请你吃利康烤鸭吧，就在旁边，非洲没有。”
翠儿说：“抱我。”
我两手抱住翠儿，感觉她很小，软得像海绵一样。我两臂一用力，翠儿就缩成小小的一团，仿佛能够装进我的裤兜里。她的头发就在我的鼻子下面，在路灯的照耀下，她的头发上雨珠晶晶亮。我的鼻子刚好架在她的头发分际处，左边和右边是一样的油光水滑，虽然感冒，鼻粘膜充血，大脑发呆，还是闻得见香气。
翠儿说：“还记得我教你滑旱冰吗？”
我说：“我还记得什么七零八落，四分五裂，内脏出血之类。”
翠儿说：“你要我拿你怎么办？我忘不了。”
我说：“把我也带到非洲去吧，如果没有烤鸭也没有我，你在非洲的日子怎么过呀？”
从旱冰场向南走走，东岳庙的砖砌牌楼从北边看是“永延帝祚”，从南边看是“秩祀岱宗”，看车老头说是大奸臣严嵩写的。穿过牌楼，再往南走走，就是日坛第一使馆区。街上空荡荡的，树叶都掉光了，还是那几个黑人孩子骑着单车，没牌没铃没技术，横冲直闯，睥睨自雄。我和这几个都挺熟，每次逃学走到这儿，都能碰见他们。他们的单车没有挡泥板没有支子，想动手的时候就把单车扔到路边的枯草地上，然后互相拳打脚踢。他们长着卷毛头，伸出手来，一面漆黑，一面火红。我觉得他们一定听得懂猩猩说话。我教过他们一大串北京骂人的土话，他们当时说得烂熟然后就全部忘掉。我于是借鉴了《诗经》，编成歌谣，他们背了几次后便记得烂熟，每次见到我就问好似的字正腔圆地骂我一通，兼充复习，同时坏笑着露出雪白的牙齿。我也学了一串他们的脏话，据说东非亚的斯亚贝巴一带很流行，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用上。
走到雅宝路，我上了一辆四十四路汽车。没什么人，我在后排找了个座，一屁股坐下。我喜欢后排，路颠簸的时候，起伏最大，好像在骑马。售票大妈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逃学闲逛累了，肯定要坐四十四路环线兜二环路一圈，常遇见这位售票大妈。大妈身大肉沉，狮鼻豹眼，脸上一脸横肉，线条洗练，刀刀见棱角，不含糊的剽悍，好像“汉八刀”的含蝉。披一头重发，黑多白少，用橡皮筋胡乱扎在脑后，向上斜支，仿佛铁刷子。售票大妈看我的眼神从来白多黑少，想来她一定也和我们街道大妈一样，是个疾恶如仇的人，明白这个时候出来靠一张月票狂坐车的人，不是无业流氓就是逃学的坏学生。路颠的时候，车颠，我颠，大妈的一脸横肉抖着，嘴角微颤，仿佛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等待着下一个吵架机会的来临，心里默念着：来吧，来吧，来吧。不能听广播，不能看书，不能织毛衣，二环路上的街景也早看腻了，骂街是售票大妈惟一的工作乐趣。
售票大妈和我老妈是我见过的最伟大的语言大师。她们和《史记》、《世说新语》、唐诗、宋词共同构成我的文字师承。
其实我教黑人兄弟的好些语言都是从这位大妈处采集来的。我亲眼看着售票大妈把一个东北大糙汉子恶心得面红耳赤，毫无还口之力：
“让你掏票，你就掏。别老跟我斗贫，别老告诉我你有票。你说前几站我卖给你了，你知道我一天要卖出多少张票？一年卖出多少张票？你怎么就那么特殊，就认为我一定能记住你的音容笑貌？你把票掏出来看看。我知道你有票，可你得给我看看呀？就是家伙大也得掏出来比比长短不是？”
路上车不多，公共汽车欢快地在二环路上开着。吸入鼻子的空气冷而脆，刺激起脑海里沉睡得很深的东西。我厌倦把那些考试后注定会忘掉的东西塞进自己的脑袋，更拒绝像老师希望的那样因为自己的这种想法而感觉耻辱。到了现在这个年代，用课本考试成绩的好坏来评价一个学生，就像根据一顿吃肉包子的多少来选拔英雄一样荒唐。冰岛的首都是雷克雅未克还是别的地方，“安史之乱”是因为税收政策不对还是因为杨贵妃的乱政，这些与自己到底有什么关系？
因为车迎着日头开，阳光包着身子，人暖洋洋的半睡半醒。儿时的游戏规则写在一张浅蓝的纸上，冬天的空气脆而冷，公共汽车卷起的尘土飘浮在车的周围，车子起伏，像只大船，产生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到了西二环，挤车的人开始增多，让我想起夏天逃学坐车的情景。天气很热，人们都穿的很少。身后是一对大胸脯顶着后背，前面是肥硕的臀部紧紧挤住下体，车不停地摇晃，身前身后不停地摩擦。我咬牙坚持到停车，身后的大胸脯冲我一笑，眉眼仿佛大车；面前肥硕的臀部冲我一笑，眉眼仿佛女特务。我勉强走出车门，脚落地的一瞬间，我第一次感到了那种黯然神伤的战栗。现在的空气脆而清冷，就在这种天气里，一个案件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好人坏人正义邪恶变得混沌不清，各种关系纠缠在一起，不是案件，而是一个阴谋。女孩作为一个整体，在这个阴谋里起的作用极其重大而微妙，朱裳的意义更加隐涩。朱裳仿佛可以在某种时候改变时空的连续性。转瞬间，这辆公共汽车成为南瓜马车，车上的铜质铃铛叮叮作响。二环路上的楼群像积木一样倒塌，废墟间长出齐腰高的荒草。我感到我和朱裳之间将要发生的事件会帮助我完成对经卷的重新书写，我对这个事件的性质和所有细节充满深深的恐惧。
“雅宝路到了，闲逛一圈了，你爸妈也该下班了，你该下车回家了！”售票大妈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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