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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楼对面是教学楼，一幢苏式建筑。从俯视的角度看仿佛一架大肚的飞机：左翅膀是图书馆，右翅膀是实验室，机胸是教室，机腹是兼做礼堂及学生食堂的大厅，机屁股是教工小食堂，机嘴是教学楼的正门。每天，上千个学生从这个机嘴里进进出出，教导主任坐在他木质很好的椅子上都能看得清楚。我们男生他很少看，女生在他眼里可以简单地分成两类：戴乳罩的和不戴乳罩的。不戴乳罩的可以再分成两类：本来就没什么可戴的和本来该戴却不知道该戴的。在教导主任看来，数最后一种女生可恶，她们与学校的不良气氛有直接关系。
“不建学校，就得多建监牢。学校人少，监牢中的人就会多。学校办得差，监牢中就会人满为患。”他在教师会上讲这番话的时候感觉自己像个将军。“中学生，说到底还是孩子。正处于人生观、世界观形成阶段，像一块未琢磨的璞玉，未着色的白纸。不是他们缺少问题，而是我们缺少发现。”有人从新疆回来，送了教导主任一块沁色美丽、晶莹润滑的仔玉。教导主任想起两句《诗经》：“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觉得应该成为自己教育生涯的座右铭，就让玉工用隶书体将这八个字刻在仔玉上，还打了一个孔儿，穿了一条古铜色丝带，系在裤带上，间或把玩。教导主任上厕所的时候，张国栋仔细观察过。张国栋告诉我们，教导主任的卵袋和他腰上系的仔玉，大小形状都很类似。卵袋不能经常露在外面，不能当众把玩，就用这块仔玉代替了。
在教导主任眼里，怎么可能没问题呢？就像有些花要香，有些雨要下，有些娘要嫁一样，有些人从小注定不安分。
我们几个在很早的时候就和教导主任结下了冤仇。
高中第一个学期伊始，我们几个在操场上等待开学典礼开始，没什么事情干，借口桑保疆嘴上不干不净，把他一顿乱摸。桑保疆急了，抄起一块砖头。我们掉头就往前面跑，桑保疆在后面追。我跑到宣传栏边，冲桑保疆一吐舌头，桑保疆砖头出手，我一低头，宣传栏二平方米的大玻璃应声粉碎，宣传栏里的雷锋、董存瑞、黄继光们横七竖八地散了一地，却依然庄重地横眉立目。在教导主任的调停下，赔偿宣传栏玻璃的钱，由我和桑保疆平摊了。
即使这样，桑保疆还是痛恨教导主任。为了迎接亚运会，每个在北京的中学生都被逼着用一块钱买了一张亚运彩票。刘京伟和张国栋刮开，是“谢谢你”。我刮了一个五等奖，可以兑换两块钱，还没出门，就被班主任语文老师拦住，被逼着又买了两张彩票，再刮，自然是“谢谢你”。桑保疆刮完之后，奇怪地一句话都没说，但是一张大脸都憋紫了，等班主任语文老师走出教室，他吐出一口长气，说：“我，我，我，得了一等奖，五百元钱！全学区就这么一张！”我们一起扑上去看，果然是一等奖。我当时毫不怀疑，我这辈子都挣不到五百元钱。桑保疆接着说：“五百块，我能看几百场录像，买上千串糖葫芦，买呼家楼葫芦王的，五毛钱一串，要掏空山楂、填上豆沙和核桃仁的那种。五百块，如果发给我的是一块一块的票子，我数都要数半天。五百块，我存到银行，每月的利息都够我吃冰激凌的。你们没手气，没你们的份儿。顶多，请你们吃一次门钉肉饼。”我们一起说：“thank you，撒泡尿”。
肖姓班长很快就跑来告诉桑保疆，教导主任叫他去办公室一趟。“肯定是问我是要现金还是一个银行存折。我要银行存折，否则出不了学校就被你们抢跑了。”桑保疆去了一个小时之后，大喇叭广播，召集全体同学到操场集合。我们到了的时候，桑保疆已经站在了领操台上，那是我记忆中他惟一一次站在领操台上，旁边是气定神闲的教导主任。桑保疆低着头，红着脸，像是家里刚着了火或是死了人。人到齐了，操场上黑压压一片。桑保疆接过教导主任递过来的纸条，念：“祖国，是我们的母亲，她有锦绣的河山、悠久的历史、灿烂的古代文化、光荣的革命传统，以及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她经受了苦难的折磨，正在焕发青春，展现新颜，走上中兴的道路。‘我爱社会主义祖国’，‘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是我的心声。崇高的爱国主义，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精神力量，它正激励我树立远大的革命理想，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青春和我的一切。我是高二三班的桑保疆，为了祖国，为了亚运，为了我们的学校，为了我的班集体，我自愿将亚运抽奖得到的五百元钱捐献给国家。”领操台下，掌声如雷，桑保疆哭了，然后又笑了。桑保疆在我们的搀扶下回到宿舍，他在那天的剩余时间里一直在说话，说的只有一句：“教导主任，我操你妈。”
在教导主任眼里，还有另外一些人，从小就注定让别人不安分。比如翠儿，比如朱裳，女孩是好女孩，脸好，腰好，腿好，都好。可是想起校门口那些不三不四晃来晃去的小流氓们，多数都是等翠儿和朱裳这样姑娘的，教导主任不由得叹了口气。
“怎么可能没问题呢？听说校园里流传着一些黄书，不是手抄本便是国外的黄色画刊。还有他们自编的黄曲儿。联系起来，问题就清楚了，先是看了黄书，激发这些臭小子们的创作欲望，于是有了黄曲。还有厕所……”想起厕所，教导主任又有了一种想使用不文明语言的冲动。
“这帮小混蛋！摊开作文纸，好人好事、‘记一次有意义的活动’，打死也写不出八百字。进了厕所，也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话要说。”不仅有中文，还有英语。不仅有普通话，还有方言。不仅有文字，还有插图。不仅墙上有，门上有，水泥地上也有。教导主任刚让工人把一块不平整常常积尿的地面用水泥补平，回来就发现未干的水泥地上多了一条薛蟠填的词：“女儿乐，一根鸡巴往里戳。”不仅有原创，还有改编，再创作，或许好好一部《金瓶梅》，就是由于这种机制沦落成淫书的。
“明天一定找人用黑漆把大便池的门全部油一遍。”教导主任反复在楼道里和我们班主任说。
34 《西方美术史》
下课铃响了。
一二楼的低年级学生从各个教室涌出教学楼，大呼小叫，手里挥舞着乒乓球拍像村民执刀械斗般冲向楼下的水泥乒乓球台。高年级学生在楼上窗口不怀好意地看着，瞧准时机扔下一把粉笔头，等低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仰头准备咒骂列祖列宗的时候，再把自己身后一个无辜的人推向窗口。
我瞥见在这一片嘈杂声中姓肖的班长庄重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抻了抻衣襟让运动服上“阿迪达斯”三叶状的商标更加舒展，右手掠了掠头发，向朱裳的座位走去。我们生产出逼真版阿迪达斯圆领衫之后，班长是惟一没向我们要的，他自己去买了一件，他的“阿迪达斯”是绣在左胸口上的，和我们的印刷作品明显不同。
张国栋从骨子里瞧不上他，觉得像他这样一个面白无须，爱打小报告，好色却绝对作风严谨的人，应该生活在那个太监属于正当职业的年代。其实，张国栋也承认班长还是挺出众的，脑子里没有任何出众的地方除了出众的仔细。仔细地做每一件事情，仔细地说每一句话。或许就是这种仔细让他当上了班长。听他小学的同学讲，小学的时候，教室前面挂毛主席的像，他就很认真地看着。到了中学，班长便习惯性地把那种敬爱的目光投给班主任，并且能背出班主任所有发表过的朦胧诗。于是班主任就像指定接班人一样表情严肃地把班长的职务交给了他，并且尽可能地伙同其他老师尽量给他高分。她教的语文自然不用说，她说“拟人和排比用得好，作文满分”，没人和她争。数学老师就不象话了，他给肖班长步骤分：写个相干不相干的方程，给分。写几个步骤不计算，给分。写个单位，给分。实在不行了，就说：“他虽然写错了，但是我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他的思想是对头的。”
张国栋跟我讲过，三楼男生厕所第二个蹲坑的门上有两行字：“到哈佛读书，做朱裳老公。”
张国栋说：“咱们班长理想远大。我认得他的字。俗甜。”
“你的理想呢？”我问。
“挣钱。还有……”
“什么？”
“如果我和咱们班长的理想要是都实现了，我就尽全力让他戴绿帽子。开了奔驰600到他家楼下，用手机和朱裳叙旧。不急不躁，慢慢地聊。聊第一次请朱裳跳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