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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上方是一抹天空，只有一条线，与海一样的蓝，因此我以为那还是大海，只在光照作用下，才显出不同的颜色。
另一日，大海只在窗子的下部描绘出来，窗子其余的部分布满了浮云。水平方向上，一朵一朵的云你推我搡，结果好象出于艺术家的预谋或专长，那窗玻璃正在介绍“云朵研究”。与此同时，书橱的各块玻璃上显示出相似的云朵，但这是在另一部分地平线上的云朵，而且被光线染上了不同的色彩，似乎向你提供同一题材的反复。这是某些当代画家十分珍爱的反复，总是取自不同的时刻。而现在，由于艺术的固定作用，可以在一个房间里一览无余，呈彩粉画形式，并且压在玻璃板下面。
有时，在海天一色的灰色上，细腻精巧地加上一点粉红。这时，在窗子下方安睡的一只小蝴蝶，就象将双翼落在这幅有惠斯勒①风味的、题为《灰与粉红色的和谐》的画下方。这是切尔西大师亲自签名的作品。这粉红色渐渐消失，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注目。我呆呆站立片刻，然后拉上窗帘，再次躺下。从床上，我看见窗帘上方还留有一线光亮。这一线光亮也渐渐暗淡下去，越来越细。平日，这个时刻，我已坐在饭桌上。今天，我就这样让这个时刻在窗帘上方逝去，既不忧伤，也不惋惜，因为我知道，今天与别的日子不一样，象黑夜只有几分钟打断白昼的极地的白天一样，今天比平时更长一些。我知道，从这黄昏的蛹壳里，里夫贝尔饭店的万丈光芒正在准备经过美好的变形脱壳而出。
①惠斯勒（1834—1903），美国画家及雕刻家，他在伦敦安家落户，住在切尔西区。他对日本艺术和马奈极为赞赏，尤致力于色彩和谐研究。《灰与粉红色的和谐》是他的一幅画的题目。
我自言自语：“到时间了。”我在床上伸伸懒腰，起身，梳洗完毕。这样无用的时光，脱去了物质生活的重负，我觉得自有其魅力。别的人在楼下进晚餐，而我在这里，将下午无所事事积蓄起来的精力，只用在洗浴后晾干我的身躯、穿一件无尾常礼服、系领带上。指引这些动作的，已经是期待已久的与某个女子重逢的快乐。那是我上一次在里夫贝尔注意到的一个女子，她似乎对我注视良久。有一会她离席了，也许希望我尾随而去。我怀着快乐的心情给自己加上所有这一切诱饵，以便使自己全心全意、全神贯注地投入一种新生活。这是自由的、无忧无虑的生活，我要让圣卢的冷静来支持我的犹豫不决，并在生物的各个品种和来自各地的物产之中进行选择。这些菜，我的朋友一点，便构成罕见的佳馔，会大大刺激我的食欲或者我的想象。
最后，这样的日子终于来到，我再也不能通过餐厅从海堤回到房间了。餐厅的玻璃窗不再敞开，因为外面夜色已经降临，而且这个玻璃蜂巢灯火通明，将贫苦的人和好奇的人都吸引来了。他们无法进入这灯光通明之中，便象秋风卷下的一片黑呼呼的蜜蜂一样，扒在玻璃蜂巢那发光而又光滑的四壁上。
有人敲门。是埃梅亲自给我送来了外地人的最新名单。
埃梅走之前，非要告诉我，说德雷福斯罪该万死①。
“人们会得知一切的，”他对我说，“不是今年，而是明年。
这是与参谋部关系非常密切的一位先生对我说的。”
我问他，是不是在年底以前人们还下不了决心马上揭露一切。
“他放下烟卷，”埃梅继续说下去，模拟着那个人的动作，并且象他的顾客那样摇着头，晃着大拇指，那意思是说：“不要要求过高。”
“‘不是今年，埃梅’，他敲着我的肩膀对我说，‘今年不可能。到了复活节，②行’。”
①书中年代为1898年。自1897年10月29日参议员史海尔－凯斯杜埃提出重新审理该案件以来，这件事又成为舆论注意的中心。1898年1月13日，左拉在《震旦报》上发表了《我控诉》一文。埃梅所指的文件可能是亨利上校所准备的文件，据说根据这些文件可以最后确定德雷福斯有罪。后来，亨利上校被确认犯了伪造文件罪，于8月31日自杀。但在本书中，直到《盖尔芒特家那边》第一部分中，人们谈论德雷福斯事件时，亨利上校还活着。
②指第二年四月。
然后，埃梅轻轻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您看，你怎么说的，我都原样告诉您了。”那意思，要么是这样一个大人物对他那么随便，他很洋洋得意，要么是我更能清楚明白地看到那论据的价值和我们抱希望的根由。
我在外地人名单的第一页上，看到“西莫内及其家属”几个字，禁不住心头一震。我心中仍藏着童年时代便产生的由来已久的梦幻。梦想中，心中有的和所感受的全部柔情融成一片，由一个尽量与我不同的人给我带来。这个人，我现在用西莫内这个名字来称呼她，并且忆起在海堤上看见的充满青春活力的躯体。她们展现成可与古代和乔托的名画相媲美的体育队形，是多么和谐。我用这个名字和对这优美的和谐的回忆，创造出了这个我等待的人。我不知道这几个少女中那一个是西莫内小姐，也不知道她们当中是否有哪一个真姓这个姓。但是我知道西莫内小姐爱着我，我要靠圣卢设法立即与她结识。可惜在这个条件下，圣卢只得到允许延长假期，他不得不每天回到东锡埃尔去。为了叫他不去尽那个军队义务，我本来以为，除了可以指望他对我的友谊之外，还可以指望人类博物学家的那种好奇心。我经常有这种好奇心，常常我并未见过人家说的那个人什么模样，只要听到人家说，哪家水果铺子里有一位漂亮的收款员，我就想与女性美的这个新变种去结识。我希望在圣卢面前谈及我那几个少女，也在他心中激起这种好奇心。谁知我大错特错。他是那个女演员的情夫，他爱她，因此，这种好奇心早已麻木。即使稍有感觉，他也将它压抑下去，因为他很迷信，以为情妇对自己忠实与否，取决于他自己是否忠实。所以我们动身去里夫贝尔晚宴时，他并没有应允积极地去管我那几个少女的事。
最初，我们抵达里夫贝尔时，太阳刚刚落山，但是天色依然很明亮。饭店的花园里，灯火尚未点燃。白昼的热度下降，好象存放在一个花瓶的底部，沿着这花瓶的边壁，空气形成了透明、暗色而又浓稠的果冻。偌大的一丛蔷薇，贴着墙，在暗淡下来的墙上画出粉红的条纹，宛如人们在缟玛瑙石里看到的树枝状纹路。
过了不久，我们走下马车时，夜色已经降临。或是天气不好，或是希望暂时安静一会而推迟了叫人驾车的时间，总之我们从巴尔贝克启程时，夜色就已经降临。但是这样的日子，我听到海风吹拂也不感到忧伤，我知道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我的计划，并不意味着就要关在一个房间里。我知道我们要在茨冈音乐声中走进饭店的大厅，那里无数的灯火将用金光灿烂的宽宽的烙铁，不费吹灰之力地战胜黑暗和寒冷。于是我高高兴兴地上了马车，坐在圣卢旁边。马车在滂沱大雨中等待着我们。
现在，我每天一坐到桌前开始一项评论研究或阅读一本小说，便感到厌倦。贝戈特说，他坚信，我特别是能体会脑力劳动乐趣的材料，虽然我自己并不持有这种看法。在“我以后能干什么”这个问题上，最近这些时候，贝戈特的话倒使我感到，这种厌倦透露出一点希望。
“归根结底，”我心中暗想，“说不定写一本小说时体验到快乐，并非是判断一篇文字是否美丽、是否有价值的无懈可击的准则。说不定这只是一种常常附带而来的次要状态，而缺乏这种快乐并不能就预先断言文章不美。也许某些杰作就是打着哈欠写出来的。”
外祖母对我说，如果我身体好，我就会写得很好，而且会怀着快乐的心情去写。这话打消了我的疑虑。可是我家的家庭医生认为，更为谨慎一些的作法，还是提醒我，我的健康状况可能会使我面临什么严重的危险。他给我列出了应该遵循的各种保健措施，以免发生意外。我认为各种快乐应从属于目标。与快乐相比，目标无比重要。这个目标便是要变得身强力壮，足以能够完成可能蕴藏于我自身的大业。自从来到巴尔贝克，我对自己进行周密而经常的控制。喝一杯咖啡会使我彻夜失眠，而睡眠对我第二天不感到疲倦必不可少。
那么，谁也别想叫我去碰那杯咖啡。
可是，一到了里夫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