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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的喜爱和欣赏，我不是叫自己的智慧去适应自己纷乱的印象——理清这些纷乱的印象，本是我的义务——而是去适应朋友的话语。我自己再次重复这些话（我叫活在我们身上、却与自我不是一个人的那个人给我重复这些话，人总是很高兴把思考的重担卸给他人），极力找到这位朋友的美。这种美与我真正孤独一人时所求索的美完全不同，但是这种美赋予罗贝尔、我自己、我的生命以更大的价值。我这么做的时候，是在自己骗自己，是中断了成长的过程。如果沿着原来的方向发展下去，我确实可以真正地成长起来，得到幸福。在这样的朋友为我造成的生活里，我显出娇滴滴地避开了孤独、高尚地希望为他牺牲自己的模样，实际上却意识不到自己的使命了。
相反，在这些少女身旁，虽然我品尝的快乐是自私的，但是至少它不以谎言为基础。谎言极力要我们相信，我们并不是不可救药地孤独，谎言不许我们承认：我们交谈的时候，谈话的不是我们自己，那时候我们是依照别人的模样塑造自己，而不是塑造一个与他人不同的自我。
这一小群少女与我交换的话语没有什么趣味，话也很少，从我这方面又被长时间的沉默所打断。这并不妨碍她们跟我讲话的时候，我怀着同样快乐的心情倾听她们讲话，正如我无比快乐地凝望她们，从她们每个人的声音发现一幅色彩斑斓的图画一样。我怀着极大的乐趣听着她们叽叽喳喳。钟情能帮助人分辨、区别。在一片树林里，鸟类爱好者立刻分辨得出每一种鸟特有的啼啭，一个平常人则混淆不清。喜爱少女者知道人的嗓音比那还要变化多端。每一种嗓音拥有的音符，都比表现力最丰富的乐器还多。每种嗓音对这些音符的组合方式又和人的个性变化无穷一样无穷无尽。与其中一位女友谈天时，我发现，表现她的个性而独有的那幅原画，既通过她嗓音的抑扬顿挫也通过她面部表情的变化，在我面前巧妙地勾画出来，暴虐地强加于我。我发现这是两出戏，每一出在自己的范畴内，表现同一奇异的现实。
肯定，嗓音的曲线与面部的线条一样，尚未最后固定。嗓音还要变，面庞也要变。正如婴儿有一种唾液腺，分泌的液体帮助他们消化牛奶，而长成大人以后这个唾液腺就再也不存在了一样，在这些少女的吱吱喳喳鸣叫声中，也有长成成年妇女以后就再也没有了的音符。这些少女用双唇，怀着贝里尼①音乐小天使②的认真和热情弹奏着这件更为丰富多彩的乐器，这种认真与热情也是青春特有的采地。这热情自信的音色赋予最简单的事情以动人的魅力。无论是阿尔贝蒂娜以权威的口气道出一些俏皮话，还是安德烈谈起她们学校的作业，都是如此。阿尔贝蒂娜说话时，年纪最小的少女无比钦佩地听着，直到最后就像要打喷嚏怎么也忍不住一样狂笑起来；安德烈谈起她们学校的作业，比她们所作的游戏更孩子气，是稚气十足的一本正经。在古代，诗歌与音乐分别还不大时，是以不同的声调来吟诵诗篇的。她们的话语铿锵有声，有如古代的诗句。
①此处指让蒂·贝里尼（1429—1507）。
②此处普氏指的是威尼斯圣玛丽亚教堂中围绕在圣母及圣婴身旁的那些音乐小天使。
尽管如此，这些少女的嗓音已经明确表现出这些小小的人儿每个人对生活的主见。这些主见是那样具有个人色彩，我们如果说这个“她把什么都当玩笑”，说那个“她从肯定到肯定”，说第三个人“她总是停在充满期待的犹豫之中”，都是用词太泛。以后，这些少女会失去这种嗓音。我们面孔上的线条差不多只是由于习惯而形成的、最后不再变化的动作而已。造物主，如同庞培的灾难，仙女变形一般，将我们固定在习惯性的动作上。同样，我们语调的抑扬顿挫包含着我们的人生哲学，是人对事物随时之思考。
当然，这些线条不仅仅属于这些少女。这些线条是他们父母的。个性沉浸在比本人更普遍的事物之中。在这一点上，父母所提供的，不仅是面部线条和嗓音特点这些习惯性动作，还有某些谈话姿态，某些惯用语句。这些东西几乎与声调一样自己意识不到，几乎与声调一样深刻，也和声调一样，标志着对生活的一种观点。对这些少女来说，在她们达到某种年龄以前，有些词语，她们的父母还没有交给她们，这是真的。一般来说，要待到她们长成成年妇女之后，才会完全交给她们。那些词语现在还储存着。例如，如果谈到埃尔斯蒂尔一位朋友的画，长发还披在身后的安德烈，就还不能使用她母亲和她已成婚的姐姐常用的那种语汇：“那个男子似乎很迷人。”但是，待到准许去王宫时，这样的时刻就到来了。阿尔贝蒂娜自从第一次领圣体以来，已经像她姑母的一位女友那样常常说“我会觉得那相当可怕”这句话了。人们还送给她一个习惯，那就是将别人对她说的话再重复一遍，以便显出很感兴趣并且极力形成有个人特色的看法的模样。如果有人说某一画家的画很好，或者他的房子很漂亮，她就要说：
“啊？！他的画好？啊？！他的房子漂亮？”
总而言之，她们出生的省份所强加给她们的有滋有味的原料要比家庭遗产更普遍。她们的嗓音就从出生的外省得来，她们的声调紧紧咬住这乡音。安德烈干巴巴地拨动一个低音音符时，只能使她那发声乐器的短粗弦发出一个带唱腔的音，与她那南方式的五官端正非常和谐。罗斯蒙德呢，她那面孔和嗓音的北方原料与永不休止的顽皮话相呼应，不论她带着自己那个省的口音说什么，都是如此。我发现，这个省份与决定抑扬顿挫的少女气质之间，进行着美妙的对话。是对话，而不是不和。没有任何不和可以将少女与她的故乡分离开来。她依然是它。此外，地方原料对于使用这些材料的天才所产生的反作用，赋予天才更大的活力。对于建筑师的作品也好，精致木器细木工的作品也好，抑或音乐家的作品也好，这种反作用都不会使他们的作品个人味道减少，反映艺术家个性最微妙的特点也不会不细致，因为艺术家不得不在桑利的粗沙岩或斯特拉斯堡的紫砂上创作。他依从了白蜡树上特有的木节，他在写作中考虑到音响的来源及限制，考虑到笛子或中提琴（或女中音）的可能性。
我意识到这一切，我们的交谈却那样少！我与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或圣卢在一起的时候，我会通过话语表示快乐，比我更正感受的快乐多得多。我离开他们时，总是身心疲惫。相反，静卧在这些少女当中，我丰富的感受无限地超越我们贫乏而稀少的话语，淹没了我不动的身姿和沉默，溢成幸福的河流。潺潺流水奔过来，消逝在这些初放的玫瑰花脚下。
一个大病初愈的病人，终日在花园或果园中休息，一股花香或果香对于他那悠闲怠惰生活赖以组成的千万琐事来说，绝不及我的目光在这些少女身上寻找的色与香对我感染之深，她们的甜美最后与我融成一体。葡萄就是这样在阳光下积聚起自己体内的糖分。这些如此简单的游戏，慢慢地继续着，给我的内心带来了轻松，幸福的微笑，隐隐约约的头晕目眩，一直叫我闭上了眼睛，正如那些无所事事，终日躺在海边，吸着盐风，晒黑皮肤的人一样。
偶尔，哪一位少女热心的关怀会在我心上唤起激烈的震颤，在一段时间内移开了对其他人的向往。有一天就是这样：阿尔贝蒂娜说：“谁有一支铅笔？”安德烈给了她铅笔，罗斯蒙德给她纸。阿尔贝蒂娜对她们说：“各位女士，正在书写，严禁观看。”她把纸贴在膝盖上，专心致志地将每个字母工工整整画出来，然后把纸递给我，对我说：“注意，别叫别人看见！”我将纸条打开，看到她给我写的是这么几个字：“我很喜欢你。”
“咱们别写蠢话了，”她向安德烈和罗斯蒙德转过身去，高声叫道，口气激烈而又庄重，“今天早晨我收到希塞尔给我写的信，我得给你们看看。我真是疯了，这信就在我口袋里，对我们会大有用处！”
希塞尔认为应该将她为得到中学毕业证书所写的作文给她的女友寄来，以便她读给其他女友听听。有两个题目供希塞尔任选，在难度上更超过了阿尔贝蒂娜对出题难的担心。一个题目是：索福克勒斯从冥府致函拉辛，以安慰《阿达莉》上演失败；另一个题目是：《爱丝苔尔》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