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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们散开了，大夫感到这是一个好机会，正当维尔迪兰夫人就凡德伊的奏鸣曲讲完最后一句话的时候，他就象刚学游泳的人挑选没有太多人瞧着他的时候才跳下水一样，突然下定决心叫道：“是啊，这就是一个所谓diprimocartello（第一流）的音乐家！”
斯万就只打听出凡德伊这首奏鸣曲是最近发表的，在一个思想很先进的音乐派别中引起强烈的反响，而广大群众却根本不知道有这么回事。
“我倒是认识一个叫凡德伊的人，”斯万说。他想到的是我外祖母的妹妹们的钢琴教师。
“也许就是他？”维尔迪兰夫人叫道。
“啊，不！”斯万笑着答道，“如果您见过他，您就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了。”
“可提出问题就是解决问题嘛！”大夫说。
“也许是他的一个亲戚，”斯万又说，“说起来也真够惨的，一个天才竟会是一个老傻瓜的堂兄弟。果然如此，我就情愿受一切折磨，也要让这老傻瓜把我介绍给奏鸣曲的作者。先得接受去找这老傻瓜的折磨，真是件可怕的事情。”
画家知道凡德伊这会儿病得很厉害，博丹大夫都担心救不活他了。
“怎么？”维尔迪兰夫人叫道，“居然还有人找博丹看病！”
“啊，维尔迪兰夫人！”戈达尔拿腔拿调地说，“您忘了您是在说我的一个同行，说得更正确些，是我的一个老师。”
画家早就听说凡德伊的精神都快错乱了。他说这从他那首奏鸣曲的某些片段中就可以看得出来。斯万也并不觉得这种看法荒谬，不过却为之不安，因为一部纯粹的音乐作品本来就不包含任何逻辑关系，言语中逻辑关系的错乱表明说话的人神经不正常，但他总认为在一首奏鸣曲中显示出来的错乱却是跟一条狗或者一匹马的精神错乱（尽管当真可以观察出来）同样神秘的东西。
“您就别在我眼前提您的什么老师了，您比他高明十倍，”维尔迪兰夫人这样回答戈达尔大夫，用的是一个敢于坚持己见，敢于顶撞持不同意见者的口吻，“您至少不会治死您的病人。”
“夫人，他可是位院士，”大夫以嘲讽的口吻反驳道，“如果一个病人乐意死在一个科学泰斗手中的话……一个人要是能说：‘是博丹在给我治病，’那就更光彩了。”
“啊！更光彩？”维尔迪兰夫人说，“敢情现在生病还有什么光彩不光彩的，真是新鲜事儿……您可把我逗死了！”她突然双手捂脸叫了起来，“我这个老傻瓜还在跟您正儿八经地讨论呢，竟没有看出您是在愚弄我。”
至于维尔迪兰先生，他觉得为了这么点儿小小不然的事儿就哈哈大笑，未免有点讨人嫌，就猛抽一口烟斗，不无伤心地心想在对人和蔼可亲上面怎么也赶不上他的妻子了。
当黛奥特跟她道晚安告别时，维尔迪兰夫人对她说：“我们很喜欢您的朋友。他很爽直，很可爱；您要是还有这样的朋友介绍给我们，尽管带他们来好了。”
维尔迪兰先生却指出斯万对钢琴家的姑妈并不欣赏。
“我想这是因为他对咱们这个环境还不熟悉的缘故，”维尔迪兰夫人答道，“你可不能指望他第一次来就跟戈达尔一样跟这里的人一个调子，戈达尔参加我们这个小圈子已经好几年了。第一次不算数，只能算是了解了解情况。奥黛特，他答应明天跟我们一起到夏特莱剧院去，您是不是去接他一下？”
“不，他不要我去接。”
“那就随你们吧。但愿他不要临时甩掉我们！”
出乎维尔迪兰夫人意料之外，他从来没有把他们甩掉过。随便他们到什么地方，他都奉陪，或是到郊区的饭馆（还不到时令，去得较少），而更常去的是戏院（维尔迪兰夫人很爱看戏）。有一天维尔迪兰夫人在她家里对斯万说，碰到什么戏的首场演出，或是盛大的节日活动，要是有一张特别通行证就非常管用，甘必大①葬礼那天就因为没有这么一张东西而添了不少麻烦。斯万从来没有提起他那些显赫的朋友，只提那些没有多大声望的，认为后一种关系如果加以隐瞒，未免不够正派；而在圣日耳曼区他就认为跟政界的交往无需隐瞒。这次却冲口而出：
“这事儿就交给我了，等《达尼谢夫》重新上演的时候，您就能拿到手了。我明天正好要到爱丽舍宫跟警察总监一起吃饭。”
①甘必大（1838—1882），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第二帝国时期共和派左翼领袖。1870年巴黎被普军围困时曾到外地企图组织新军抗击普军。在反对保皇党恢复帝制，捍卫第三共和国方面有功，逝世时任政府总理。
“什么，在爱丽舍宫？”戈达尔大夫高声叫道，简直象是雷鸣一般。
“对了，在格雷维先生那里，”斯万答道，对他刚才那句话产生的反应多少有点窘色。
画家对大夫开玩笑说：“您这倒是少见哪！”
一般说来，戈达尔每次听人作出什么解释的时候，总是连声说“好，好”，也不显露什么表情，可是这一次，斯万最后这句话却没有跟往常一样让他安下心来，而是使他万分震惊，敢情跟他同桌吃饭，既无官衔又无任何名声的这个人竟跟国家元首来往的呢。
“怎么？格雷维先生？您认识格雷维先生？”他对斯万说，那副吃惊和怀疑的神气就仿佛是爱丽舍宫门口站岗的门警碰上前来求见共和国总统的陌生人时一样：根据对方的言语，他明白他是何许人，满口答应他即将受到总统接见，其实却把这可怜的精神病患者领到拘留所的特别诊室去。
“我认识他，可不很熟，我们有些共同的朋友（他不敢说出威尔斯亲王的名字），再说，他很好客，那里的饭局也没有多大意思，菜很简单，席上也从不超过八个人，”斯万答道，他竭力把他跟共和国总统的交往中可能在对方看来过分眼花缭乱的事情略去不提。
戈达尔当真信了斯万的话，当真以为格雷维先生的邀请没有什么了不起，并不是什么众所追求而是唾手可得的东西。从此以后，他就对斯万或者别的什么人去爱丽舍宫不再感身惊讶，甚至对他应邀参加那样乏味的宴会表示同情了。
“啊，好，好！”他说，那口气就仿佛是个海关关员，刚才还对你表示怀疑，听了你的解释以后，就在你的签证上盖上章，没有打开你的箱子就让你过去了。
“您说那里的宴会没有多大意思，我相信也是这样；您去参加这样的宴会，真是难能可贵。”维尔迪兰夫人说，在她眼里，共和国总统是个特别可怕的讨厌家伙，因为他手里掌握着诱惑人和强制人的手段，要是她拿来对付她的信徒的话，那是会叫他们退避三舍的，“听说他耳背得厉害，吃饭还用手指头呢。”
“本来嘛，上那儿去，您是不会玩得痛快的，”大夫带着点怜悯说。当他想起一桌只有八个人的时候，又问道：“莫非那是知己朋友间的便酌？”那种热心劲儿与其说是出之于好奇，倒不如说是出之于一个语言学家的钻研精神。
然而共和国总统在他心目中的威望最终毕竟还是胜过了斯万的谦虚和维尔迪兰夫人的恶意，戈达尔在每次聚餐的时候总要关切地问道：“咱们今晚能见到斯万先生吗？他跟格雷维先生有私交。我想他就是一个大伙所说的gentleman（绅士）吧？”他甚至送给他一张牙科展览会的请帖。
“有了这张请帖，您还可以带别人进去，不过不能带狗。您知道，我所以说这个话，是因为我有几个朋友不知道这个规定，临时添了麻烦。”
至于维尔迪兰先生，他可注意到了斯万有这样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