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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多性伙伴的论文 第一章 绪论问题的提出
中国传统文化下对私人性行为的社会控制一向十分严格（潘绥铭，１９９５：２－３１），“多性伙伴”对于中国人绝对是一个新词。１９４９年共产党执掌政权之始，便废除了一夫多妻制，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一夫一妻制在这个国家早已深入国民之骨髓。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婚外恋、婚外性，甚至婚前性行为，总之一切非婚性行为都是很少的，极为隐秘的，属于“另类”，受人冷眼与侧目。随着社会的转型，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非婚性行为越来越多，商业性交易也十分普遍了，中国开始出现所谓的性革命。
正如潘绥铭教授指出的，中国当前性革命中的许多现象与西方社会在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所经历的如出一辙（潘绥铭，１９９５：５４６－５５２），西方当年有的，中国现在也都有了。但是，中国的性革命是潜在的，地下的，远未表现出西方性革命运动中的轰轰烈烈。同样，多性伙伴行为者也是隐秘的。
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一生只有一个性伙伴（配偶）是很正常的，多出一个（情人或其他）便颇奢侈了。１９８９年２月至１９９０年４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一项非随机抽样调查显示，除配偶外另与一人发生过性关系的，城市为４·４％，农村为４·５％；与二人发生过性关系的，城市为０·８％，农村为１·１％，与三人发生过性关系的，城市和农村都为０·３％，而达到四人或四人以上的，在城市中只有０·４％，农村只有０·３％。即使到了八十年末，中国人城市８８·１％，农村９３·７％的人，也只与配偶发生过性关系。（刘达临，１９９５：２０９－２１０）
在经历了社会转型的十年之后，潘绥铭主持的于1999年8月到2000年8月进行的针对全国20－64岁总人口的分层随机抽样调查表明，中国多性伙伴行为者出现了增多的趋势。确实有过婚外性行为的，女性为５·１％，平均有过人数为２·５，男性为２１·２％，平均有过人数为４·２％。潘绥铭等人据此总结说：“婚外性行为在中国正在增加，而且速度很快。尤其是在城市男性中，假如一直以目前的速度持续发展的话，那么每１０年就会增加２０％还多的发生可能性。”（潘绥铭，２００４：２７０）
对“目前配偶”之外的“其他性伙伴”的统计显示，超过１０人的，占总人口的０·７％，其中多伙伴人数最多的一个人为８０人。但是，从没有过别的性伙伴的，仍然高达８３％。（潘绥铭等，２００４：２６０）
由以上数字可以看到，今天中国社会多性伙伴行为者日益增多，但是，仍然是极少数。对于大多数公众来讲，如果告诉他们某个人曾与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上百个人发生过性关系，他们都会惊异地张大嘴巴。
需要说明的是，社会转型前，中国也一直存在多性伙伴行为者，这与社会转型后多性伙伴行为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违规的，是受社会干预与处罚的，当事人要小心地保守着自己的秘密；而后者则不再成为社会干预的对象，当事人甚至会以此为荣，其行为处于半公开状态。由前者到后者的转化；正是此研究所感兴趣的。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多性伙伴行为者的个人行为与社会控制之间的关系便更具有研究的价值，对于这一群体的考察，无疑最有助于认识性自由人士与社会控制之间的博弈过程。
今年４０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都是２０世纪六十年代后出生的，在他们的社会化过程中，中国社会充斥的仍是单一的保守主义性价值观，包括对性价值的贬损，对性与生殖紧密相连的推崇，等等。（潘绥铭，２００２a）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被这种价值观有效地控制了，但是，在转型期的中国，他们中的一些人却成为多性伙伴行为者，他们又是受到哪些不同的机制的影响呢？
中国当下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性革命发生与发展机制的可能，更重要的是，研究社会控制与私人行为之间互动关系的可能。而性革命的先驱者和实践者――多性伙伴行为者――则可成为这一研究的起点。他们是如何超越社会控制的，社会控制是如何发生变化的，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性问题，可以成为观察社会与个人关系的一个视角。
关于多性伙伴的论文 第一章 绪论以往研究中的多性伙伴现象（1）
一，英语学术圈的研究
英语学术圈对于多性伙伴的研究已经颇多了，但能够检索到的都是抽样调查的定量研究，没有发现个案研究报告。性别差异，受教育程度的差异，种族差异，等等，在这些研究中均受到了重视。
罗伯特·迈克尔等人进行的“全美健康与生活调查”表明，自１８岁以来，男性中有过二至四个性伙伴的为２１％，女性为３６％；五至十个的，男性为２３％，女性为２０％，十个至二十个的，男性为１６％，女性为６％，二十一个及其以上的，男性为１７％，女性为３％。“人们现在之所以有更多的性伙伴，是由于他们既有性活动又处于单身状态的那段时间被大大拉长了。人们开始第一次性交的平均年龄一再降低，而他们第一次结婚的平均年龄又不断上升。同时人们现在离婚的可能性也增大了。这就意味着在离婚和再婚这段时间里，他们必须寻找新的性伙伴。” （罗伯特·迈克尔等，１９９６：１４２）
人们的文化程度越高，他们在一生当中便会有更多的性伙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受教育多的人往往在上大学期间和毕业之后推迟婚期，他们等待得时间越长，就越可能遇见更多的伴侣，越可能有更多的性行为，并且与一系列伴侣共同生活。这当然不是因为他们有过度的性欲，而是因为他们有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机会去结识性伙伴，而最后才建立专偶的或接近专偶的婚姻关系。” （罗伯特·迈克尔等，１９９６：１４３）
男性有众多性伙伴的可能性比女性大得多，成年人一般在二十来岁的时候积累数目最多。
西班牙男人中报告有多性伙伴的是女人的五倍，其中没有结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有高收入的人居多。西班牙人强调男性气质的骄傲感，这被认为可能是促成性伙伴多的原因，“玩女人”，嫖娼，都符合“好男人是女朋友最多的人”这样的传统观念。女人中的多性伙伴者也是年轻的，未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Sabogal； Fabio； Faigeles； Bonnie；１９９３）
对黑人的一项调查显示，１９％的被调查者报告说过去的一年间有过二个及以上的性伙伴在，其中男性为３０％，女性为１０％。单身为２５％，结婚或同居的为８％。（Peterson； John； Catania； Joseph；１９９３）
对１３３４名十八岁至二十五岁的城市青年的调查，男人中多性伙伴者是女人的２倍多，未婚是已婚的八倍多。在白人中，受过十二年或更久教育的多性伙伴者是那些没有受过高中教育的人的四倍。但在西班牙人和黑人中，教育不构成影响因素。（Binson； Diane； Margaret；１９９３）
这些研究主要都是报告多性伙伴行为者特点的。这些特点还包括：青春期青年比成年人更多报告他们的多性伙伴情况，（Forrest ；Singh ；１９９０）青春期女性比青春期男性更多报告多性伙伴情况（Smith；１９９１）。
１９８８年对美国全国的一份家庭调查数据被多项研究应用。一项研究表明，在１５至４４岁的女性当中，那些多性伙伴行为者更多是第一次性行为发生比较早的、年龄不到３０岁的、没有结婚的、生活在城市的，收入在高出最低贫困线两倍以内的，在外工作而非家居的，没有宗教信仰的。没有结婚的青少年和没有结婚的妇女一样在他们２０多岁的时候更多地拥有性伙伴。同样地，艾滋病的危险也更多地集中在年轻的、未婚的、城市居住的和高教育程度的人身上。（Binson；１９９３；Dolcini；１９９３）
研究显示，十四五岁的少年中一些人便是多性伙伴行为者了。有过６个以上性伙伴的，１４岁的女性中８％，２１岁的女性中有３１％报告，而在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