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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这一组织中，我们同样将其分为二类进行分别研究，一类是出生家庭，一类是婚姻家庭。在出生家庭中，父母对多性伙伴行为者子女的控制权力已经放弃或者说是被剥夺了。中国社会进入“后喻文化”是对此的最核心的解释，年轻人掌握着权力与金钱，父母不再有制约他们手段。配偶对多性伙伴行为者的控制仍然十分严格，他们不得不采取回避、隐藏等手段，来交换到“平安无事”，避免由于婚姻受到冲击而可能付出的高昂代价。社会交换理论均可对此做出很好的解释。
居住社区对私人生活控制的退出最为全面和彻底，社区单纯居住职能的确认，社区管理者服务职能的确定，特别是新建商品房小区的兴起，都促成了这一后果。
第四章，我们提出，社会转型促成了一些有助于多性伙伴行为者自由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场域”，如个人的自由迁移，都市的现代化，观念开放的小环境，等等。这样的场域不再提供通过性的“自律”交换到社会“奖赏”的机制，相反，它已经成为突显“不自律”可以获得个人自由和快乐的场域。在这样的场域当中，对性的社会控制解体了，进行非正式社会控制的方式之一――性脚本也被个人改写了。
我们对性脚本理论进行了检省和丰富。首先，我们论证说，在一个人的生命周期中，他个人的性脚本是能够被改写的，亚文化的影响对这一改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还借用布迪厄关于“场域”和“惯习”的概念，来分析了研究中受访的多性伙伴行为者是如何改写自己最初接受的主流文化的性脚本的。
我们发现，迁移到新的居住地、生活在开放的大都市、工作及交友于开明的小环境、叛逆的异性的影响、通过互联网结识性伙伴的方式，这些都有助于多性伙伴行为者修改自我性脚本。
在本章中，我们还特别提出了性脚本的“反塑”功能，指出在主流社会不遗余力地向民众灌输自己的性脚本的同时，实际上在“反塑”着自己的对立面。在固有的针对性的社会控制破损之后，性脚本会显示出其“反塑”的独特功能。在长期的控制压力解除之后，人们的行为可能会走向另一个极端。笔者视之为对性脚本理论的一次丰富与发展。
中国文化下的性脚本中，从古至今，“处女情结”一直很强，“第一次”被烘托成一个女人生命中 “最宝贵的东西”，从而为失去它之后成为一个“坏女人”埋下了伏笔。本研究中受访的多性伙伴行为女性，很多人都是在“第一次”之后，彻底改变了她们的行为准则，因为“反正已经不是处女了，就无所谓了”。因此，“贞女性脚本”之下，埋伏着的是“荡妇”模式。我们的文化便是这样塑造着自己反面的性脚本。
第五章，我们注意到，当受控制者对社会控制持低估或蔑视的态度时――这种态度往往是建立在对信息的掌握与实践的体验基础上的――社会控制便更加难以充分实现。即，非正式的社会控制必须转化为受控制者内心认同的“自我控制”，才能实现个人行为与社会的交换。我们分析了一些多性伙伴行为者“无所顾忌”背后的一个原因：他们对可能一息尚存的非正式的社会控制视而不见、置若罔闻、我行我素，这也就使其无法在他们身上发挥作用。当然，这一结论是建立在非正式控制总体已经削弱的今天，而在极端专制主义的社会中，非正式控制的效力不需要这样的转化就可以实现。
第九章 总结与讨论总结与讨论（2）
我们由此对福柯“全景敞视监狱”的权力理论进行了反省，认为福柯的这一论述实际上将非正式控制和自我控制合而为一了，他的前提假设是每个人都担心“监狱”中央塔里那双监视的眼睛，所有的非正式控制都已经被内化为自我控制了。而我们认为，全景敞视监狱仍然是要通过受监视者的自我认知才能起作用。
一句话：蔑视可以消解权力。
第六章里我们面对三个令人困惑的视角，在这里，多性伙伴行为者似乎仍然在担心社会控制的作用。他们不愿意谈自己与小姐的性行为，不敢曝露同性性经历，有些人甚至避免在工作场所发展性伙伴。
我们试图通过分析证明，对“找小姐”行为羞于起启齿的背后，是社会对性工作者（sex worker）的深刻偏见与歧视。和“小姐”发生性关系不算做爱，找“小姐”是件丢身份、丢面子的事情。这时，当事人担心的不是他的多性伙伴行为受到歧视，而是他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受到贬损，因为，男人找小姐会被认为没有本事找情人，是“不成功”的人。表面上看是对社会控制的顾虑，实则是对“社会声誉”受损的担心。也就是说，在这一交换与控制关系中，社会所能够控制的，仍然不是个人的私生活，而是他所属阶层的行为规范。
同理，个人在牺牲于工作场所找情人的自由与便利的时候，也不是因为社会控制着他的性行为，而是社会控制着他的工作资格。对于与他的工作毫不相关的性行为，没有人会理睬。
然而，种种迹象表明，多性伙伴行为者确实仍在担心社会无法像接受异性多性伙伴行为那样接受同性多性伙伴行为。当事人仍然普遍忧虑同性性行为的曝光会给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麻烦。异性恋主流社会在自己“性革命”的同时，对同性恋社群还持有“双重标准”，同性多性伙伴行为者是弱者中的弱者，少数中的少数。对私人生活的普遍的、深刻的宽容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同时也注意到，少数敢于“现身”的同性恋者，他们并未觉得自己的生活受到影响。因此，前述“蔑视消解权力”的论断仍然有效。
第七章中，我们分析了西方学者认为决定着美国人性行为方式的三种倾向：生殖倾向、关系倾向、娱乐倾向。按着多性伙伴行为者的定义，他们似乎应该被归入娱乐倾向中。但是，我们通过对受访者的分析发现，他们身上有许多与此归类相冲突的东西，其中最关键的是：他们仍然渴望，并且能够拥有爱情。我们无法也不应该给他们简单地帖上一个标签，他们可能在有的性关系中只要性不要情，有的关系中从一开始就看重情，还有的是一开始无情后来有了，或者一开始有了后面无了。而且，我们，包括他们在许多时候都真的无法将情与性做彻底的、绝然的分割，它们似乎时常相伴而生……
西方的这一分类标准，至少不适合我所访问的这些目前中国的多性伙伴行为者。
第八章我们分别借用了社会网理论、社会交换理论中的价值调适原则，以及社会性别理论对两个命题进行了检验，对一个现象进行了分析。
社会网理论认为，人们总是与自己同一社会阶层的人深入交往。美国性社会学家因此提出性的社会网理论：人们稳定的性对象，总是那些与自己具有相同的社会身份背景的人，我们只能接触到这些人，我们也只对这些人感兴趣。这就引出了我的第一个命题假设：互联网的普及，使得我们可以结识并与那些和我们具有完全不同的社会背景的人发生性关系。然而，对受访对象经历的分析得到的结论是：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时候从网上找来的性伙伴，仍然是和自己一个阶级的；而那些长期维持性关系的性伙伴，则肯定是和自己一个阶级的。这是因为，即使在网上聊天的时候，我们也不由自主地通过用词和语气对性对象进行了选择。
本章中我提出的第二个小命题是：多性伙伴行为者发生性关系的人数越多，他对性的兴趣，对“逐艳”的兴趣越低。这是基于对社会交换理论中价值调适原则的理解，这一原则声称：“各种物品的价值是可变的，它们全都遵循着满足原则，又称价值调适原则。获得越多，自感价值越低。”然而，研究发现，情况也非如此。我们的受访者普遍表示：他们只会对某一个已经相处良久的性伙伴的兴趣和敏感度下降，而对于新的、陌生的性伙伴的兴趣，却似乎越来越浓了。这也许是因为人不同于“物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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