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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的后二种类型，但如果没有国家权力的转型，体现在后二者身上的变化是不可能如此明确的。也可以这样说，正是最直接代表和体现着国家权力的正式控制的放松，才使在一定程度上间接体现国家权力的非正式控制和自我控制得以放松。但同时，我们也不难从亚文化群体（同性恋者）承受着双重价值标准，金钱性交易仍然被污名化这些方面看到，权力仍然对私领域转换着形式、变通着手段来维持一定的控制。
最后，我们也能够清楚地看到这项研究中存在的诸多不足。
作为一项定性研究，我们无法知道本研究受访者体现出的各种特征在所有多性伙伴行为者中占有多大比例，我们甚至也无法验证，我们提出的这些特征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
所有受访对象都是随意选取的，“撞上的”，偶遇的，它们的代表性可能成为争论的焦点，虽然在方法论中已说明我们的研究不致力于追求代表性。
在受访者陈述的真实性方面，在访问者的资格与技巧方面，我们在方法论上也已经精益求精，但是，是否能够令所有学者信服，仍是一个问题。
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选取的受访者还太少，这虽然不影响我们得出一些结论，但极大地影响了我们得出更多更深的结论。比如，我们未能够选取更多的出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受访者，因此无法检验他们与出生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受访者有什么不同。
男性受访者的稀少，也使我们这项研究中缺少更深入的性别比较。
同样由于受访者数量上的限制，对受访者的一些很可能更充分体现出社会控制与个人权利关系的行为，如多人（不少于三人）同时间同地点发生性关系，未能进行深入的访谈与分析。
论文写作中涉及的理论与话题太多，限于篇幅、精力、能力又无法逐一深入展开，所以在许多地方不乏“蜻蜓点水”之憾。
全部受访笔记，总计将近３０万字。其中还有很多重要的、极具启发性的信息，同样因为样本的缺少，难以形成联系和对比，并进而无法提出令人信服的论断。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信息不会浪费，它们将被利用到我此后的研究中，它们甚至可能成为我开始此后的研究的线索。
最后，我愿意马克思的一句话来结束此文：“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2003年11月19日 第一稿完
2004年４月２日 第二稿完
2004年5月22日 小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