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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这些人的交往过程中，观察他们的言行举止，我领悟到，还有一种不同于高学历的“聪明”。我承认，这一发现令我感到很震惊。我意识到，自己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而这些东西与我过去熟悉的那些无关：分数、等级、学位——以前，人们总是认为，只有通过这些东西，才能获得经济上的独立。这一发现让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欲望：我要过一种完全不同以往的生活，一种不依赖薪水的生活。我要有足够的时间与家里人共享天伦之乐，我要服务社区，要追求个人兴趣，同时，还要实现经济上的独立。现在，我看到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
与此同时，我也开始相信，伴随着经济上的独立与自信，我也能够获得心灵的安宁。我要找到一种方法，学习某些知识，让我自己拥有灵活的经济头脑。产生这种想法之后，我就开始寻求所需要的各种信息。我记得当时还想到了那句话，弟子准备好以后，师傅就会出现。于是，我四处搜寻相关信息。功夫不负有心人，没过多久，我就在当地的一个书店里发现了《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百感交集、心潮澎湃。我感到非常痛心，因为我想起了过去我所信赖的种种愚蠢的观念，也干了不少傻事；继而我有一种解脱的感觉，随之而来的就是兴奋。我意识到，这本书不但告诉我如何摆脱自己过去一手造成的财务混乱，还能指导我如何实现自己经济上的梦想，而这一切，只需要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和做事方式即可。我认识到，每个人都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运用书中介绍的经验。对我而言，这就意味着，第一步就是让我的丈夫、我的女儿们、我的母亲和我未来的外孙从中获益。然后，我要运用这些经验让他人也从中受益，这种感觉让我非常快乐。
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的信心和勇气油然而生：我要追求更好的生活，既包括经济方面的，又包括感情方面的。
学校教育并不是万能的
如果我告诉你我的背景，你一定会为我陷入窘境感到不可思议。我本人是一个儿科医生，我的丈夫则是一个内科医生。上大学的第一周我们就认识了，那个时候，我们都在位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内科和外科学院就读。我们双方的家庭历来都非常重视教育。我的祖父母就获得了研究生学位，在那个年代，对非裔美国人来说，这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现在，我和丈夫都已经四十多岁了，我们经常对两个十多岁的女儿进行谆谆教导，告诉她们接受教育的重要性。
但是，尽管我们在学术上都颇有建树，尽管我们的孩子身体健康、生活优越，尽管我们的收入颇丰（与我们的父母相比较而言），尽管我们在社区里人际关系良好，我还是能够感觉到，我们丢失了一块拼图。那块拼图就是，长远的财务自由。我的丈夫、女儿和我现在生活得非常幸福。我们把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我们体面的房子、外出旅游和漂亮的汽车。我们每年都尽最大努力为我们的401（k）计划①添砖加瓦。但是，我经常买很多小摆设、小玩意儿，而我和女儿根本就用不了这么多。尽管表面上看起来一切都完美无缺，无可挑剔，但是，我往往不愿意承认的是，我们花了很多冤枉钱，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取悦别人、迎合别人，让他们感到满意。作为医生，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这样撑门面、维持表面的排场。
这种生活方式也导致了其他一些问题。我非常清楚，医生这个职业压力相当大，很多人都有筋疲力尽的时候。在过去的几年里，公司的经营状况更是不景气。于是，我开始问自己那个可怕的问题：如果丈夫打算辞掉、或者不得不辞掉现在的工作，后果会怎么样？因为我们全家的生活来源就是他的薪水。
9年以前，我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当时，我在洛杉矶儿童医院担任主治医师，负责儿童外科急诊。那份工作的报酬相当可观，但是，要求也很严格，要承受的压力也很大。后来，我把自己的家庭放在了第一位，全心全意地养育我们的女儿，并照顾当时生病的婆婆。
尽管我顺利地完成了学校的高等教育，在理财方面，我却完全是个门外汉，几乎一窍不通。我为我们经常面临的小额债款担心，也为我们的“钱途”忧虑。尽管在学业方面，我思维敏捷、逻辑严密；在理财方面，我却丝毫发挥不出这种优势。我无法像以前在医院工作的时候那样，尽量避免犯错误。相反，我总是在重复一些愚蠢的行为。
更糟糕的是，我发现自己并不急于返回外科急诊去工作。我忧心忡忡，却又束手无策，没有任何清晰可行的计划，直到我读了《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读完之后，我如释重负、感激不尽。我开始运用书中介绍的方法，来为自己制定一份行动计划。我从中学到的越多，就越感觉自己在理财方面知识的匮乏，因而就越如饥似渴地读书。这种感觉就像我当初义无反顾地选择医学一样。这也是改变生活的方法之一。
在我的生活中，改变生活方式一直是我关心的问题。但是，在过去，这是强加于我的。我并没有掌握家里的经济命脉，因而也无法改变家里的生活方式。
第二部分别具一格的教育（2）
母亲给我们提供了创作机会
我的父亲是一名医生。在我两岁、哥哥大卫四岁的时候，我们的父亲就去世了。在接下来的7年时间里，母亲靠当护士来赚钱维持这个家。那段时间，我们一直生活在新泽西州的卡姆登，那是我出生的地方。
到我9岁的时候，母亲觉得她已经受够了当地寒冷的冬天，更受不了周围人们的冷眼相待，他们对我们这种拮据的生活方式感到幸灾乐祸。母亲决定，我们要搬到法国的里维埃拉。对我来说，那个地方充满了神秘的异域色彩。我以为我们会在那里度过一个夏天，然后会返回美国，我继续上四年级，继续当我的童子军。但事实上，我们一直待在那里，直到我18岁——准备上大学的时候。
当然，住在法国的尼斯也是一个很幸福的经历。那里的学校教育、音乐教育和体育训练（田径是我喜欢的运动项目）都相当不错，而且都是免费的。我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还学了俄语和德语以及一点儿阿拉伯语。那里自然风光优美、文化底蕴深厚，迷人的海滩更是令人难以忘怀。
尽管我们只是依靠社会保障和退伍军人管理局的福利（我父亲曾经是一名退伍军人）生活，并不富裕，我们还是想方设法使自己融入里维埃拉的生活。夏天到来的时候，我们就环游欧洲各国，哪里能支帐篷，我们就把帐篷支在哪里。我们并没有制定周密的旅行计划，只是根据自己的兴致，随心所欲地畅游，这样反而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我们不止一次地观看了世界著名芭蕾舞艺术家的演出，如鲁道夫·努里耶夫①和玛戈特·芳廷①的表演。当这些令人难忘的演出结束之后，我们就会回到自己的帐篷里。
尽管这种生活方式与众不同：经常外出旅游，能够近距离接触著名的艺术家，浪漫而激动人心，性格勇敢、喜欢冒险的母亲也非常珍惜这种生活方式，我们的经济状况却并不那么乐观，因为，我们不得不依赖那些小面额的支票来维持生活。我们经常寄希望于神旨、勇气和运气。在这种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快乐逍遥的生活方式面前，那种又枯燥、又需要自律的长期经济规划似乎显得格格不入。
我12岁那年，夏天到来的时候，母亲决定去希腊度过这个夏天。她与美国领事馆取得了联系，请他们把我们的下一张支票追回来，并改寄到意大利海滨的一个小村庄里，因为我们会在那里稍作停留。结果，第一天过去了，支票没有寄来；第二天过去了，还是没有支票的影子；第三天的结果也一样。到第二天晚上，我们身上仅有的一点儿钱就用来买晚餐了。所以，到了第三天，我们既没有钱买早餐，也没有钱买午餐。我和哥哥都饿坏了。我们感到百无聊赖，就是这种百无聊赖，外加现实的需要，逼得我们做起了生意。
那个时候，我哥哥14岁，他非常有艺术细胞。我在海边到处搜集彩色的小石子，把它们磨成细粉，哥哥用捣碎的海藻浆和石粉制作颜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