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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通常我会在日间离开队伍去打猎时做这些事情。在当牧牛人期间，我教会了自己思考，这是一门属于少数人的艺术，且鲜被实践，我所有的一些创见，都是这样得来的：在青春年少、思想成形的时候，我碰到了许多重大的近代问题，可无法自己寻求到问题的实质和解决方法，就只好尽我所能，设法找到某个较为合适的答案，来回答五六个思想各异的人提出的问题。
比如说，本特有一晚问我，一个普通工人的合理工资该是多少。我只能回答说，工资至少应该随着劳动生产的增长而增长，当时我还不知用什么方法才能达到这种理想的安排。十年后在德国读到赫伯特·斯潘塞的作品时，我不禁欣然色喜，因为我发现自己竟先其发现了他社会学说的精华。然而，他的学说认为每个国家中个人自由的多寡须视“外来压力”而定，这一点在我看来只说对了一半，外来压力固然是一个因素，却不是最重要的，社会本身的向心力经常更加有力。比如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有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存在，在美国自由还是几乎被完全剥夺了。说真的，在任何一个时期，美国对个人自由的尊重程度都远不及英国，甚至法国和德国，只要想到禁酒这回事，便可了然。每个国家的向心力都与其人口成正比，因此，在美国，那种随大流的情绪才会构成一股荒谬不经的强大力量。
当我们不展开这种讨论或厌倦了关于女人的话题时，本特便会拿出纸牌来，对于赌博的强烈爱好能让这些人一直兴致勃勃地玩到天亮。
有件事值得一提，因为它神奇地打破了我们单调乏味的常规生活。我们晚上用干牛粪生火，把这戏称为“水牛木屑”。由于我总是第一个起身，佩吉便嘱托我骑马出去前先往炉子里添点“木屑”。一天早上，我正用左手抓起一把“木屑”，却倒霉地惊扰了一条小小的草原蛇，它恐怕是被暖和的炉火吸引到那里的。在我握起手的时候，小蛇猛地在我拇指背上咬了一口，然后迅速盘起身，愤怒地嘶嘶作响，一怒之下，我一脚踩扁了它，同时赶快吸吮伤口，可还不放心，又将拇指伸在炽热的火炭中摩擦了好一会儿，然后我没理会更多就出发了，认为这么小的一条蛇应该不会有多毒。可是过了一阵，我回到营地叫醒佩吉时，他却显得惊恐万状，焦虑不安，立刻跑去叫来了老板、里斯和德尔。里斯同意佩吉的看法，认为小草原蛇的毒性和它在森林中的“大哥”并无两样。
老板倒了一杯威士忌让我喝下去。我起先还拒绝，可在他的一再坚持下，还是一口喝了。
“这酒烈吗”他问道。
“不，淡得像水。”我回答。
我注意到他和里斯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光。
老板命令我四下里走走，他们各自搀住我一臂，强迫我走了半个钟头。我有点昏昏欲睡了。老板又给我喝了一大杯威士忌，我清醒了一阵，但不久再次变得昏昏沉沉，并且听不见声音了。再被灌了一杯威士忌后，我又振作了一下，但五分钟后双脚发软，我禁不住求他们让我去睡。
“见鬼。睡觉您就一睡不起了来吧，打起精神来”老板叫道。
我又喝了一杯威士忌，然后开始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必须用意志力强制自己了，于是便开始四处走、跳，来抵挡睡意。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我不停活动，间或喝几杯威士忌，然后突然感到左拇指迸发出一阵剧痛。
“现在您如果还困的话，就可以去睡了。”老板说，“我想威士忌已经驱走了毒汁。”
我被咬的拇指痛得更厉害了，又生平第一次感到了头痛。但佩吉让我喝了一杯热水后，头痛便消失了。一两天后，显然是多亏了老板的高明医术，我完全康复了。在短短一年里，我们便损失了两个年轻人，都是被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草原蛇咬了之后中毒而亡。
时光流转，日复一日，我们很快便抵达了南得克萨斯州有人烟的地区。到了第一个市镇后，每个人都向老板讨欠薪。他们剃光了胡子，精心打扮，急躁不安又兴奋异常，查理激动得简直像个疯子。半小时后，他们到了市里最热闹的小酒馆，个个喝得酩酊大醉，都想找个女人来过夜。我没有随他们去。在查理出门前，我劝他别做傻事，可他却大声回答我：“哈，我生来就是做傻事的”然后便翻身上马，飞驰而去。
我已经习惯了和里斯、德尔、鲍勃或老板一起消磨闲暇时光，并从他们每个人身上获益匪浅。很快，我从老板和里斯那里便学不到什么了，可德尔和鲍勃身上却各自还有我取之不尽的东西，德尔拥有无穷无尽的文学、经济常识，鲍勃则带我去领悟神秘的牧牛之道，了解得克萨斯牛群的奇特习性。这些半野生动物中哪怕最小的一群都会有一个首领，让其它小牛俯首帖耳。当我们把好几群牛一同赶进畜栏时，总会爆发一场不可想象的混战，直到牛群经过无数次角斗争战推选出一个谁都服从的独一无二的首领，混战才会平息下来，可有时混战中会损失五六头牛。然而鲍勃却能够骑马冲进哄闹杂沓的牛群，一下子给它们找出一个新首领。在陶斯附近的大集市上，他总是徒步走进关了好几群牛的畜栏，挑选出牛群首领牵领出来，这时他的同胞便在旁发出胜利的欢呼，挑动“那帮美国佬”也如法炮制。鲍勃对于牛群的了解如魔法一般神奇，我在这方面的知识都是从他那里学来的。
在最初的几星期里，里斯和老板整日在外买牲口。里斯通常会把查理和查克·弗里曼这两个年轻美国人带去，然后将买入的牲口赶回大畜栏。老板则会随便找个人帮手。查理第一个告诉我们，他在外过的第一夜就染上了花柳病，之后便不得不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接着，队里的年轻人一个接一个因同样原因染病卧床了。我跑到最近的市镇去请教医生，尽我所能来帮他们。但治疗却很缓慢，因为他们会时不时地跑去借酒浇愁，这使好几个人的毛病变成了慢性病。我对于他们屈从于诱惑感到不可理解。沉醉酒乡已经是很愚蠢了，可他们拖着病体，却又开始去跟那些可怕的混血娼妓鬼混，这在我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
当然，我也在打听维达尔一家的消息，但似乎没人听说过他们。虽然我竭力找寻，可是几星期过去了，他们还是杳无音讯。维达尔小姐在离开芝加哥时曾给我留过一个地址，好让我收到他们的信后给转过去。我照这个地址给她写了封信，但我在收到回信前就离开了得克萨斯，后来我回到芝加哥，在弗里蒙特旅店看到了她的回信。那姑娘只简单地告诉我，他们已渡过格兰德河，在河对岸的庄园里安顿了下来，她还羞涩地加了一句，说某天我也许可以去拜访他们一次。我在回信中感谢了她，并说对她的怀念将我的世界彻底改变了——这是事实。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来用西班牙文撰写这封书信，但虽有鲍勃相助，恐怕这里头还是犯了一打错误。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牛群很快愈买愈多。七月初，我们开始北上，赶着六千头牲口，买的时候只花了不到五千美元。在第一年里，事事顺利，我们只发现了几小撮平原上的印第安匪帮。由于我们力量强大，他们并不敢动手。老板允许我自己买五百头牛，说是希望酬谢我一直以来的刻苦耐劳。但我知道实际上是里斯和德尔向他出的主意。
现在一部分牲口是我自己的了，这让我成了一个时刻警惕、孜孜不倦的牧牛人。不止一次，我那经鲍勃调教而变得愈加敏锐的警惕性扭转了我们的命运。当我们到达印第安区的边界时，鲍勃警告我，晚上可能会有一小群印第安人，甚至单枪匹马的一个印第安人来牛群捣乱。几天后，我果然发现牛群有点不安。
我向鲍勃描述了种种迹象后，他说：“肯定是印第安人该死的败类”
那晚虽然不是我值夜，我还是在午夜的时候骑马绕营地巡视了一圈。突然间，我看见一个白影跳起来怪叫了几声。牛群开始逃窜。我扛起卡宾枪向那印第安人射去，显然没射中他，但那人觉得还是撤退更明智，便丢下裹着的白布单逃走了。我们花了好几分钟时间才让牛群安静了下来。那天晚上再没有发生过什么不幸的事。我们终于一路平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