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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真实里掺着虚幻，幻想里含着真实，这才叫小说。然而，她又分明知道，她的写山桃和画家的小说可能不被接受，习惯成自然，现在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已经呆板化狭窄化了。她好像是在等待着，她等了好几天，她给新小说定了稿，然而，也又觉得自己已经绕进去了，她掉到了情节、语言、结构的迷宫里，怎么也找不到出口。照片上的山桃，实际的山桃，画家梦里的山桃，她腹稿中的山桃，这是一个山桃吗？四个山桃吗？如果是，铁一样的真实的逻辑不是会压得小说喘不过气来吗？如果不是，它们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而山桃与画家与青狐之间又是什么关系？他们都是她身上的毫毛变的吗？如果说她爱过哲学家，生活里的与小说里的，如果说她对杨巨艇也对蓝英有好感，那么她爱不爱这个画家呢？
桃山山桃，画家家画，梦人人梦，知音音知，这样的一些似通非通的短语，使她快要爆炸。语言怎么有这么可怕？蛇一样纠缠，火一样燃烧，像符咒一样控制着人，像酒像麻醉品一样使人五迷三道。
她尤其不敢想的是，这个山桃和画家与杨巨艇与蓝英又有什么关系？杨巨艇未必喜欢画，杨巨艇也未必会爱上梦中的姑娘，该死的杨巨艇的救世伟业呀。至于蓝英呢，她估计他一次至少能爱上一打女人。
是不是她快要疯了？
那么她在等待谁？当然不是才见过一次面的导演。那么，一个小时和一个小时，一个白天和一个夜晚，一个整天又一个整天，她没有等到杨巨艇，她淡淡地一笑。
她突然顿悟了，这只不过是小说，小说解放了人的心灵，使人的思想开阔到了极致，放肆到了极致。
事实上，她与杨巨艇之间什么也没发生。
这就是她的生活，她的命运，她的小说。命运和小说对着干，小说的神奇反衬命运的贫乏，小说的多情证明生活的干枯。
她的下一篇小说要写的就是一个自以为发生了的爱情，一切跟真的爱情一样，一样真实，一样强烈，一样美好。然而，就是没有发生。一场盛宴，没有上菜。一场大雪，没有降下。一个大海，没有海水。一次怀孕，没有生产和小产。好像是一场春梦，醒来了什么都不存在。
有一点像习惯性泻肚，泻了再吃，吃了再泻，不足为奇。梦了再没，没了再梦，永远不接受教训。不可能因为泄肚而停食，正如你不可能因为需要饮食而停止泄肚－－因为她还活着。只要活着，这就是她的永远的法则：希望等待，梦幻高烧；然后什么都没发生，肥皂泡破裂，梦醒过来，半开的花瓣重新合上。她吃饭和做饭，穿衣和补衣，购物和找钱，拉尿和放屁；她活了一个月又一个月，她老了一年又一年，她冷了一次又一次，她的多余的精力只够与态度不好的售货员吵几次架，当她到商场购物的时候。她真的动了情，她在见到蓝英以后别开生面地完成了《山桃》，总算寄出。此后努力控制自己不去想新的小说构思，不去想自以为发生了的，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所谓爱情。
而在青月动手改编《阿珍》的时候，她越来越多地想起美髯公式的导演。这也成了文学艺术构思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来，文学只是她的生活的一部分，最近，她尝到了她的生活变成了她的文学构思文学体验的一部分的滋味。
她还能有什么生活呢？只剩下了点文学自欺欺人而已。
《青狐》 第二部分《青狐》 第四章（4）
本来她完全不想将已经发表的作品炒来炒去。但想到了美髯公导演，她决心把电影剧本改好。他的胡须使他看来好像一幅画，他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飘飘然地飞翔，唧唧然地得意。有了美髯以后，反衬得他的眼睛深邃而且美丽。那眼睛中闪耀着谦和而又得意洋洋的光芒。那也是一种人，投身到艺术事业，每一个细胞都流露着灵感、激情和特立独行，他用不着过问别的事，政治学习与肉票油票都用不着他操心。她后来知道，他在文革当中也拍过与“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作“斗争”的影片。他对那种影片的兴趣可能同样在于男女演员的形象和风度，画面与构图，光影与色彩，效果与配音，刺激与噱头……那样的生活与趣味不也是很好的么？胡须，共鸣，对于各种流行音乐“盒带”的收藏，先进得了不得的录、放机。让这样的人去拍与“走资派”作斗争的影片，就如同邀请一只猴子到熊窝里落户，从熊窝里出来，猴子还是猴子。出熊窝而不染，出文革而故我依然。
男人留了胡子以后，他的笑容与目光有了背景，有了衬托，就都显得特别明朗乃至于妩媚和温存。那胡子是专门为妇人们留起来的吧。她设想着摸抚那胡子的滋味，扎手，喜人。这成为她改编剧本的一个力量。要不，她有那么多新题材要写，她才不想再回到《阿珍》上去。干脆，她的《阿珍》里的哲学家也留着一点小胡须吧？
要命，从此她的一切遐想再也离不开杨巨艇与蓝英了。
杨巨艇有点让她伤心，病怎么样了？她惦记着，他却一个信也没有。
就在她电影剧本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这天下午四点钟，杨巨艇敲响了她的门。他的到来使青狐喜出望外，因为从看电影犯疝气算，已经过了两个月，她已经对与杨巨艇来往放弃了希望。那时是初夏，现在正是阴雨连绵的夏末，闷憋得你喘不过气，现在不是交往和串门的时候，不是友谊和恋爱的时候，甚至也不是文学和艺术的时候。现在只有汗、只有痱子和婴儿痱子粉、只有电风扇、雨衣雨伞和十滴水和霍香正气药水充塞在人们的生活里。就在这个时候，杨巨艇来了。杨巨艇说，上次犯病的第二天他就全没有事了。他去了一趟南方，去考察一个女科学家的遭遇，那是一个很好的科学家，是一个天才，然而受到了官僚主义的压制。他在南方呆了一个月，写了一篇文章《野蛮与愚蠢还能肆虐多久？》即将发表。另外他的工作有了新安排，他要到一个社会科学研究部门担任领导的副职。
青狐不禁用幽怨的目光看着他，至少他也应该给青狐一个信儿，是青狐陪他从电影院到了医院，又扶着他回了家，又在他家里陪了他好几个小时，是杨巨艇拉着她的手不放，害得她错过了末班车，深夜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回到家。但是杨巨艇浑然无觉，大人物大概都是最重视自己的，他们坚信，只有他关心的东西最重要。他旁若无人地兴致勃勃地谈他的新论，猛烈抨击各级领导干部不学无术，缺乏常识，鼠目寸光，草菅人命。他说他碰到的一个乡长不知道什么是作协，竟以是“做鞋”。他说有一个县委什么什么部长竟然把《莫斯科近郊的傍晚》说成是“莫斯科的晚傍晌”。他说有一个地区专员每次讲话都说是“致以哀心的感谢”，而一个妇联主席把做绝育手术竟说成是“撬掉”“骟掉”。于是害怕撬掉、骟掉的农民，听说计划生育干部来检查工作了，赶快爬到树上。还有一个乡干部给他爸爸出殡时请了二百多个和尚念经。还有在四人帮时期大为行时的那位学毛著的模范，他接见外宾的时候外宾提到了《本草纲目》的作者明代的李时珍，他竟然问：“李时珍同志来了吗……”
杨巨艇谈起这些时有一种热烈和忘我，眼睛瞪得老大，呼吸粗重，脑门上沁着汗珠，样子叫人心痛得不行。于是青狐和他抬杠，要教训教训他。杨巨艇说谁谁谁不知道谁是李时珍，她说，那要什么紧，不知道李时珍有什么关系，只要他把自己份内的工作做好，称职，为大家谋福利，不知道李时珍并不会给国家人民造成损失。杨巨艇说某某领导把苏联的著名歌曲叫成“莫斯科的晚傍晌”。青狐抬杠道，第一本来傍晚就是晚傍晌，第二，不知道傍晚这个词的人照样可以是好人，给大家办好事的人。第三，她不排除一种可能性，就是说这位同志压根就对“傍晚”一词门清，但是她不喜欢“傍晚”这种“字话”，于是这位好同志故意把一个“字话”说成人话，就是说把傍晚说成晚傍晌。第四，青狐并且指出，晚傍晌呀，李时珍同志呀，这一类故事她的耳朵已经听出茧子来了，光雪山那儿就讲过好几回，这不过是一些个鸡毛蒜皮。如果大家都说这些东西，那说明什么呢？说明当真无话可说了。
青狐的反驳使杨巨艇满头大汗，那种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