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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河东君遗嘱所谓“手无三两，立索三千金”，孝女揭所谓“奉族贵命，立索柳氏银三千两，有则生，无则死”，及赵管揭所谓“必要银三千两，如少一厘，不下事”等语中之“三千金”，疑即此文裔肃赇尚书之“三千金”，而遵王向微仲索取之“香炉古玩价高者”，恐即指钱斗向钱裔肃“指名索取，以为尚书欢”之贵重什器也。如此解释是否合理，仍俟更考。
又虞阳说苑甲编“过墟志感”一书虽为伪托，但其中用语可与孝女揭相参校者，如称钱曾为“兽曾”之类是也。至刘寡妇以其家资全付与其婿钱生者，殆常熟风俗，妇人苟无亲生之子，例以家资付其女及婿。此所以钱朝鼎钱曾等由是怀疑河东君以牧斋资财尽付赵管夫妇，因而逼索特甚，致使“进退无门”，且叱管云“初一日先要打汝夫妻出门”。故过墟志感虽为伪托之书，于当时常熟风俗仍有参考价值也。
复次，遵王与牧斋之关系，除光绪修常昭合志稿叁贰及同治修苏州府志壹佰本传外，章式之钰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校证补辑类记所载“钱曾传”颇为详尽，茲不备引，读者可自取参阅。唯忆昔年寅恪旅居北京，与王观堂国维先生同游厂甸，见书摊上列有章氏此书，先生持之笑谓寅恪曰：“这位先生（指章式之）是用功的，但此书可以不做。”时市人扰攘，未及详询，究不知观堂先生之意何在？特附记于此，以资谈助。
又家难事实载严武伯熊“负心杀命钱曾公案”文云：
窃闻恩莫深于知己，而钱财为下；罪莫大于负心，而杀命尤惨。牧斋钱公主海内诗文之柄五十余年，同里后学砚席侍侧者，熊与钱曾均受教益。今公甫逝，骨肉未寒，反颜肆噬，逼打家人徐瑞写身炙诈银三十六两，今月廿八日复诬传族势赫奕，同钱天章虎临丧次，立逼柳夫人惨缢。亘古异变，宇宙奇闻。熊追感师恩，鸣鼓讨贼。先此布告，行即上控下诉，少效豫让呑炭之意。
王渔洋感旧集壹贰“严熊”条卢见曾补传云：
熊字武伯，江南常熟人。有雪鸿集。
小传下附宋琬安雅堂集“武伯诗序”（可参陈寿祺郞潜纪闻捌“虞山钱宗伯下世”条）云：
钱牧斋先生常顾余于湖上，语及当代人物。先生曰：吾虞有严生武伯者，纵横跌荡，其才未易当也。后与武伯定交吴门，先生已撤琴瑟再闰矣。武伯身长八尺，眉宇轩轩，骤见之，或以为燕赵间侠客壮士也。酒酣以往，为言先生下世后，其族人某妄意室中之藏，纠合无赖嚣于先生爱妾之室，所谓河东君者，诟厉万端，迫令自杀。武伯不胜其愤，鸣鼓草檄以声其罪。其人大惭，无所容。聆其言，坐客无不发上指者。呜呼！何其壮哉！又一日饮酒，漏三鼓，武伯出先生文一篇示余，相与辩论，往复不中意，武伯须髯尽张猥毛，欲掷铁灯檠于地者再，厥明酒醒，相视而笑曰夜来真大醉也。虽狂者之态固然乎？而其护师门如干城，不以生死易心，良足多也。
龚鼎孳定山堂集肆贰康熙丙午迄庚戌存笥稿“严武伯千里命驾，且为虞山先生义愤，有古人之风，于其归，占此送之”七绝五首云：
清秋纨扇障西风，红豆新词映烛红。扣策羊昙何限泪，一时潬洒月明中。
死生胶漆义谁陈，挂剑风期白首新。却笑关弓巢卵事，当时原有受恩人。
河东才调擅风流，赌茗掸花是唱酬。一着到头全不错，瓣香齐拜绛云楼。
高平门第冠乌衣，珠玉争看彩笔飞。曾读隐侯雌霓赋，至今三叹赏音稀。
君家严父似严光，一卧溪山岁月长。头白故交零落尽，几时重拜德公床。
寅恪案：牧斋与严氏一家四代均有交谊，前已言及。晚岁与武伯尤为笃挚。观上列材料并有学集叁柒“严宜人文氏哀辞并序”（此序前已引）、同书肆捌“题严武伯诗卷”及“再与严子论诗语”等篇，可知武伯之“为虞山先生义愤”固非偶然。但武伯之“纵横跌荡”，“眉宇轩轩，燕赵间侠客壮士”，自是别具风格之人，故其与钱曾辈受恩于牧斋者同，而所以报之者迥异也。
河东君殉家难事实一书中尚有严熊“致钱求赤书”一通云：
往年牧翁身后，家难丛集，破巢毁卵，伤心惨目。孺贻世翁长厚素著，饮恨未申，至不能安居，薄游燕邸。弟客春在北，每见名贤硕彥，罔不怜念之者。岂归未逾月，仁兄首发大难，出揭噬脐，必欲斩绝牧斋先生之后，意何为耶？况仁兄此揭不过为索逋而起，手书历历，要挟在前，难免通国耳目。呜呼！索逋如此，万一事更有大于索逋者，仁兄又将何以处之乎？
光绪修常昭合志稿贰陸钱裔僖传附族人上安传略云：
族人上安，原名孙爱，字孺贻，顺时曾孙。性孤介。顺治丙戌举于乡。父殁，蒙家难，必伸其意而后已。谒选除永城令。始至，人以为贵公子，不谙吏事。升大理评事。遂归，闭户不见一人，即子孙罕见之。
同书叁贰钱孙保传云：
钱孙保字求赤，谦贞子，赵士春婿也。
清史列传柒玖贰臣传乙龚鼎孳传略云：
康熙元年谕部以侍郞补用，明年起都察院左都御史，三年迁刑部尚书，五年转兵部，八年转礼部。十二年八月以疾致仕，九月卒。
据上列之材料，可知严武伯至北京乃在康熙五年丙午后龚氏任职京师之际，而此时牧斋之从侄孙保曾再发起向孙爱索逋之事。牧斋身后其家况之悲惨如此，可哀也已！
又曹秋岳溶静惕堂集肆肆“严武伯钱遵王至”二首其二云：“浮云劫火动相妨，红豆当年倚恨长。容我一瓻鸳水北，往来吹送白蘋香。”岂由于秋岳之调解，后来武伯遵王复言归于好耶？俟考。
据康熙四年正月廿七日总督郞宪牌及同年同月廿九日理刑审语（据见河东君殉家难事实），知此案悬搁“五月有余”，及郞廷佐追问始草草了事，而所加罪者惟陆奎杨安等不足道之人及细微之款项，而钱曾等取去之六百金及勒索三千金逼死河东君一事则含糊不究，可知其中必有禹九之权势及遵王之“钱神又能使鬼通天”，（见家难事实归庄“致钱遵王书”，并可参同书李习之洊“致钱黍谷大宪咸亭御史书”及“贻钱御史第二书”。黍谷即朝鼎，事迹见上引常昭合志稿贰陸。咸亭即延宅，事迹见同书同卷。）故可以不了了之也。当日清廷地方汉奸豪霸之欺凌平民，即此一端可想见矣。
复次，河东君缢死之所实在荣木楼，即旧日黄陶庵授读孙爱之处。（可参陆翼王辑黄陶庵先生集壹陸和陶诗“和饮酒二十首序”所云“辛巳杪冬客海虞荣木楼”及陈树德辑黄陶庵年谱崇祯十四年辛巳条所云“先生三十七岁，馆虞山”等语。）徐芳“柳夫人小传”等所谓“自取缕帛结项，死尚书侧”，则齐东野人之语，不可信也。至若俞蛟梦厂杂著齐东妄言玖“柳如是传”等所言昭文县署之事，其为妄谬，则更不足道也。
归庄集捌“祭钱牧斋先生文”云：
先生通籍五十余年，而立朝无几时，信蛾眉之见嫉，亦时会之不逢。抱济世之略，而纤毫不得展，怀无涯之志，而不能一日快其心胸。某性迂才拙，心壮头童，先生喜其同志，每商略慷慨，谈宴从容，剖肠如雪，吐气成虹，感時追往，忽复泪下淋浪，发竖蓬松。窥先生之意，亦悔中道之委蛇，思欲以晚盖，何天之待先生之酷，竟使之赍志以终。人谁不死，先生既享耄耋矣。呜呼！我独悲其遇之穷。先生素不喜道学，故居家多恣意，不满于舆论，而尤取怨于同宗。小子之初拜夫灵筵也，颇闻将废匍匐之谊，而有意于兴戎。哀孝子之在疚，方丧事之纵纵。虽报施之常，人情所同。顾大不伐丧，春秋之义。虐茕独者，箕子所恫？闻其人固高明之士，必能怵于名义，而涣然冰释，逝者亦可自慰于幽宫。虞山崔崔，尚湖沨沨，去先生之恒干，飚举于云中。哀文章之沦丧，孰能继其高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