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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顺章被捕叛变后中共党内发生的一系列剧变，虽然不能说完全是由顾顺章的被捕叛变导致的，但与顾顺章的被捕叛变无疑有着极重大的关系。对于中共来说，这实在是一次极强烈的地震。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顾顺章的叛变，是震动中共的一件大事。……中共中央乃亦采取残酷手段来泄愤，顾顺章在上海的全家被中共的行动人员暗杀了。”＇8＇有趣的是，1931年12月1日，还从江西瑞金发出了对顾顺章的“通缉令”。这份题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通缉令——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的“通缉令”，由“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签署。“通缉令”历数顾顺章的种种“罪行”后，称：“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级苏维埃政府，红军和各地赤卫队，并通告全国工家劳苦群众：要严防国民党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要一体缉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恐怖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这样的通缉令，在中共党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
但顾顺章还是死于“中统”之手。万亚刚在《特务大师顾顺章》一文中说，顾顺章其人，执行任务时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像毫无感情的机器人。但平时与人相处，却态度和蔼诚恳，使人乐意与之亲近。20世纪50年代，香港出版的《徐恩曾回忆录》中，也说顾顺章“说话很风趣，处世经验丰富老到，很富人情味，善于揣摩人的心理，对人态度和蔼诚恳，使人乐于亲近。”＇9＇顾顺章叛变后，当然为“中统”立下了大功。“中统”虽然暗中对他严密监控，但表面上是待之如上宾的，有所要求无不满足。但这种好景并不长，1933年春季之前，顾顺章便被“中统”杀掉了。个中原因，《徐恩曾回忆录》是这样解释的：“我所遗憾的是这位具有特殊贡献的朋友，不曾和我合作到底。一九三五年春（引按：这时间是错误的），因和敌人重新勾结而被处刑。由于他不安分的本性，我虽尽量优待他，日子一久，他仍感到不耐，要找政治上的出路。在我们这边找不到，又去和共党勾结，向共党提供我内部人事和业务报告。后又发觉他有实行暗杀计划后，逃往江西苏区的准备，我只好对他放弃了。我前后经办和他同等重要的共党分子的自新转变案件，不下十五、六起，顾顺章是惟一的转变后又想回到敌人怀里的一个。”＇10＇按徐恩曾的说法，顾顺章是又与共产党暗通款曲，才被“中统”杀掉的。万亚刚则认为这是国民党特务系统中一桩“应予平反”的“冤假错案”。在《特务大师顾顺章》中，万亚刚说：“到底顾顺章何以致死？有道是‘不遭人忌是庸才’，正因为他不是庸才，而且锋头太健，所以就招来杀身之祸了。”这样说还太简单。顾顺章是“中统”钓到的一条大鱼。通过顾顺章，“中统”捕获众多中共地下党员，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共产党内的重要角色。更重要的是，中共地下组织遭受重创，甚至迫使中共中央迁往江西。但顾顺章所知共产党的机密再多，也是有限的。当他叛变之后，这就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几年之后，顾顺章身上的这方面资源便耗尽。而顾顺章又是一个不可能让国民党对其彻底信任、真正放心之人，只要他愿意，他随时可能对国民党造成重大伤害。豢养顾顺章，始终是一件有风险的事，弄不好就成了养虎遗患。对他的监控，当然也是颇费周章的。当顾顺章身上的共党机密这种资源还没有榨尽时，“中统”当然不畏风险、不计代价地豢养他。一旦他身上这种特殊的资源耗尽，徐恩曾们就要考虑风险和成本了。当他们觉得风险和成本大于收益时，便会把他除掉。
1938年11月28日，住在苏联克拉奇克疗养院的瞿秋白遗孀杨之华，以杜宁的笔名写了《叛徒顾顺章叛变的经过和教训》＇11＇一文。杨之华曾与顾顺章同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对顾顺章比较熟悉。这篇文章介绍了顾顺章的特征、强调了顾顺章叛变的“危害”，文章主旨则是反思这一事件的“教训”。杨之华介绍了顾顺章的这样几种“特点”：一、“人矮，精干，多计谋，滑头，勇敢，变戏法的技术很高明”；二、“不多说话，他不曾对同志说过自己的履历和社会关系”；三、“平日不看文件，开会不常说话”；四、“生活浪漫”。文章中还说了这样两件事。一是顾顺章叛变后，中共中央特科在顾妻室内搜出了“顾顺章亲手写给蒋介石的一封未发出的信”，信中说，如果蒋介石相信他，他可以把共产党、第三党、取消派从中央到支部的各种组织关系，一概交出。另一件事，是顾顺章“生活的腐化”，“吸鸦片”、“玩妓女”，还“打老婆”。这几件事其实是连在一起的。顾顺章虽然加入了中共，并成为党内要人，但本质上是一个毫无政治信念的流氓。他的加入中共，不过是一种投机、一种赌博。他平日之所以不看文件，是因为他对文件本无兴趣；他开会之所以不发言，是因为他对各种政治问题本无话可说。杨之华认为，从他妻子室内搜出的那封信，说明“他的叛党动机不在被捕之后，而在被捕之前。但此信尚未寄出，料他经过了一个动摇的时期。”而我以为，顾顺章在加入中共的第一天，就做好了一旦被捕即叛变的准备。加入中共不过是一个流氓在赌一把。为“主义”而抛头颅洒热血的想法，一丝一毫也不曾有过，因为他本不知道“主义”为何物。而那封写给蒋介石的信，是给自己留的后路之一，一旦被捕，此信可证明自己早有异心，可得到国民党方面更快更大的信任。杨之华的“反思”之一，是党组织对顾顺章生活的“腐化”和“堕落”没有及时警觉：“然而从他的生活上可以知道，他的叛变不是偶然的。而我们的于他不好的倾向——叛变的预兆，没有加以及时的警惕。”其实，对于顾顺章这样的人来说，生活上的“腐化”和“堕落”，是不可被劝阻、不可被改变的。吸鸦片、玩妓女、灯红酒绿、金迷纸醉，是作为流氓的顾顺章的生活意义所在，他活着就是为了这些；他的投身中共，也不过是为了有一天能最大限度的满足一己私欲。在那时，如果以组织的名义，禁止他吸鸦片、玩妓女，禁止他生活上的“腐化”和“堕落”，他恐怕立即与中共“拜拜”，回到他的帮会中去，回到他的“江湖”上去。当时的有关人士，正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没有对顾顺章的个人生活加以干涉，因为他能干、太有用。
杨之华说：“像顾顺章……虽然他在过去执行党的决定很勇敢，但他所以勇敢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就没有加以研究。他没有了解主义和政策，他的一切工作是没有革命意识的内容。上海一般的流氓无产阶级，好勇是实在的，但是他正因为没有革命意识的内容，不能为保护自己的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到底，甚至做了阶级的叛徒。顾顺章便是上海流氓无产阶级的典型。”指出顾顺章的勇敢并非出于政治信念，而是一个流氓和赌徒的血气之勇，无疑是中肯的。杨之华的文章以这样的一段话结束：
对于工人干部的教育工作，非常重要。特别对于有流氓性的工人干部。可以说过去对于顾顺章的教育工作，做得极少，甚至可说没有做。他入党直到出走，没有改变他丝毫的习性，如果我们对于他抓紧政治教育，特别在实际工作的政治教育，我不相信经过长期的党的生活之后不能改变他的性格。这个教训对于党有极大的意义。如果我们好好教育他，不但有可能去改变他，而经过他可以改变在他周围的工人群众，因为在上海像他一类的工人成份——流氓无产阶级成份占有相当的地位。
杨之华在1938年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做出这种反思，应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