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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大”内部宗派斗争很激烈，王明等人控制了“中大”的党支部，所以又叫做“支部派”。他们想夺取中国的领导权，对中共代表团是采取对立态度的，他们特别反对秋白同志，诬蔑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们甚至在墙报上把秋白同志画成一只猴子，同时，他们也公开侮辱之华同志。＇1＇
王明们的野心是被米夫煽动起来的。而大陆的有关研究者，在论及米夫为何煽动和支持王明、博古这些“革命小将”不择手段地打击迫害瞿秋白时，总强调是米夫本人想要通过王明们绝对控制中共，似乎瞿秋白的命运悲剧都应该由米夫来负责。这样理解瞿秋白与米夫的冲突，应该是很不够的。正像不能完全用个人野心来解释王明们对瞿秋白的残虐，也不能完全用个人品德来解释米夫对王明们的煽动、支持。如果说王明们的支持者是米夫，那米夫的支持者则是斯大林。最准确最简捷的说法应该是：斯大林意欲绝对控制中共，让中共全心全意为苏联服务，这样才有米夫煽动和支持王明等一干在苏联喝了几年狼奶的“革命小将”造反夺权。
以王明等一干“革命小将”取代陈独秀、瞿秋白等老一代领袖，只因为老一代领袖使唤起来，不十分得心应手。这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抛开别的方面不论，仅从性格上来说，陈独秀从顶峰跌入深谷、最终被开除出自己手创的共产党，也是不可避免的。陈独秀桀骜不驯，非任人驱使之辈，而斯大林则衣冠枭獍、顺昌逆亡。这样两个人碰到一起，当然不会和谐。瞿秋白虽然个性远较陈独秀温顺，但也有着起码的中国传统文人的节操，有着起码的书生气。更重要的是，陈独秀、瞿秋白等老一代革命者，都多多少少有一点民族情怀，“救中国”，原是他们投身革命的始因。这一份民族情怀、这一缕救国初衷，就成了他们绝对听命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一种阻碍，自然也是斯大林和米夫所深为痛恶的。
中国大陆以外的研究者林梵在《瞿秋白之死》一文中说：
众所周知，瞿秋白自中共一九二七年的“八七”会议后，曾出任总书记一职，直到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开除瞿秋白的政治局委员一事上，前后约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达四年左右。
中共党史学家，历来把这一段时期称为第二次国内战争初期，也就是国共分裂后，中共展开城乡暴动与土地革命战争，接二连三地遭受失败之际。以苏联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国际，为了推卸自己指导失败责任，二则为了培植完全听命于斯大林的王明、博古之类留苏效忠派，因此把中共初期共产主义者，具有民族主义节操的瞿秋白、陈独秀等中共老一辈领导人做为替罪羊，用尽“残酷斗争”的手段予以无情打击。＇2＇
林梵这番话中，特别令我注意的，是“民族主义节操”这句话。陈、瞿等中国的第一代共产主义者，虽然也认同了“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等口号，但国家、民族的意识却又毕竟是根深蒂固的。尽管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但在中国闹革命，首先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至少不能完全无视中国人民的利益。仅仅这样一种“民族主义节操”，就使得斯大林有充分的理由要踢开他们。王明、博古们则不同。他们没有陈、瞿们的“民族主义节操”。他们的心中的确“没有祖国”而只有苏联。杀回国内后，他们也像是苏联派出的一支别动队。如果说陈、瞿们总有着在中国闹革命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这样一种意识，那么，王明、博古们则不同。他们是从苏联的实际出发而在中国闹革命。他们是“身在汉营心在曹”，身在中国心在苏。只要对苏联有利，只要斯大林们欢喜，牺牲全部的中国为苏联服务，他们也不眨一下眼睛。也曾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的盛岳（盛忠亮），晚年在美国所写的《莫斯大林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中说得好：“不成问题，所谓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是俄国人精心培养的。俄国人这样做的惟一目的，是为了控制中共，把它改造成一个无限忠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政党。”＇3＇
清除了陈独秀之后，瞿秋白之所以成为米夫们着力打击的第一对象，除了瞿秋白是继陈独秀之后的第二任中共领袖外，一个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瞿秋白作为中共党内理论权威的身份。米夫要让自己的理论成为中共的信条，就必须不但要在政治地位上打倒瞿秋白，还要在思想、观念方面彻底清除瞿秋白的影响。在政治上让瞿秋白出局，这比较容易。开一个会，米夫一通声色俱厉的发言，王明们一番吠影吠声的鼓噪，就能解决问题。但要在思想和理论上彻底清除瞿秋白长期以来产生的影响，就不是开几次会能做到的。这需要较为长期的批判和迫害，尤其需要在名誉上把瞿秋白搞臭。这也正是瞿秋白在政治上被闲置被抛弃后，王明团伙仍咬住他不放、仍对他进行批判、侮辱、摧残，甚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原因。王明逃离上海、跑回他精神上的“祖国”苏联后，由博古执掌中共最高权力。博古从王明手中接过权杖的同时，也接过了打压瞿秋白的大棒。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中共地下组织在上海越来越难以存在，中共中央不得不迁往瑞金。1933年初，博古到达瑞金。中央机关迁往瑞金后，在上海成立了中央上海局，“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的李竹声任上海局书记。打压瞿秋白的大棒，又从博古手中传到李竹声手中。李竹声则把这支大棒舞得更高、抡得更狠。顺便指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被捕后立即叛变，成为国民党的“中统”特务。李竹声于1934年6月被捕叛变，加入“中统”。接替李竹声的，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的作者盛岳。盛岳于1934年10月被捕，也立即叛变，加入“中统”。这些当初疯狂迫害瞿秋白而终于当了“中统”特务的人，得知瞿秋白被捕后宁死不屈，不知作何感想。
话说回来，瞿秋白在政治上被踢出局之后，之所以还不断受到王明团伙的打击迫害，也有“咎由自取”之处。本来，米夫、王明们把瞿秋白从政治上踢出局后，就希望他从此销声匿迹。而如果瞿秋白果真从此匿影藏形，或许王明团伙打击迫害的劲头会渐衰，因为打一只早已皮开肉绽的死老虎，自己也会感到厌烦。也许是不甘寂寞，也许是不识时务，瞿秋白偏偏仍以一支笔，强劲地显示着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价值。学术界一般都认为，瞿秋白是并未得到中央派遣的情况下，积极主动地介入“左联”的。以瞿秋白的革命资历和曾经的政治地位，以瞿秋白在文学艺术上的修养造诣，很快便成为“左联”的精神领袖和实际上的领导人之一。瞿秋白则更是在文艺理论问题上笔耕不辍。这一点已足以令王明团伙嫉恨了。更糟糕的是，在实际的政治问题和理论性的政治问题上，瞿秋白仍然坚持发言。从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出局，到1934年1月被迫离开上海，这三年的时间里，瞿秋白在党内党外的刊物上，不断发表谈论政治问题的文章，或对那种重大的政治问题发表看法，或对一些关键的理论问题进行阐释。这就必然令王明团伙恼羞成怒。在王明团伙看来，这是一种捣乱，是一种对抗与挑战。瞿秋白过去的思想理论“流毒”已令他们头痛，岂容瞿秋白继续“放毒”，岂容瞿秋白在精神上“另立中央”。既然瞿秋白“人还在，心不死”，既然瞿秋白仍然“顽强地表现自己”，那“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就是必须继续的。
1933年春夏，瞿秋白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上，用狄康的笔名，连续发表了《国民党最大借款的目的》、《庐山会议的大阴谋》等近20篇政论时评。这批文章虽然主旨是在抨击国民党，但博古们却也感到了异样的疼痛。9月22日，博古中央突然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发动对瞿秋白的批判。该《决定》强调瞿秋白在《斗争》等刊物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是“完全与中央的反对五次‘围剿’的决议相对抗，企图以他的机会主义观点来解除党动员群众的武装。这一错误的实质是右倾机会主义，主要的是由于他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的估计不足，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