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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与瞿秋白，既可比又不可比。可比处，则在于他们都曾是中共领袖。不可比，则在于陈独秀任中共领袖前，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帅，早已名满天下，业绩光焰万丈。而瞿秋白的经历则很单纯，二十出头就到了苏联，一开始就是以共产党人的身份投身社会的。共产党人，这是瞿秋白惟一的社会身份。陈独秀被捕后，有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宋庆龄、蔡元培、胡适、翁文灏、傅斯年等社会知名人士以各种方式，阻止国民党把陈独秀送上断头台，甚至国际知名人士杜威、罗素、爱因斯坦等，也致电蒋介石，为陈独秀说情。国内外人士在向国民党和蒋介石力争陈之不可杀时，也都以他“五四”时期的业绩为理由，这也是惟一的理由。在各国人士的努力下，陈独秀案走向了公开审判，一时间成为轰动全社会的大新闻。此前此后，国民党抓过、杀过、关过、放过许多共产党人，但都由“军统”、“中统”或各级党部处理一切。而陈独秀则站在了公开审判的法庭，且有章士钊这样的大律师为其辩护。——陈独秀是惟一的经过了国民政府合法审判的共产党人。在这一点上，瞿秋白则显然与陈独秀毫无可比性。真心想营救瞿秋白者如鲁迅，却又无由营救。自己本就是国民党的敌人，又怎能请求国民党不杀一个曾经的共产党领袖。鲁迅如真的公开营救瞿秋白，那才是大滑稽事。宋庆龄、蔡元培、胡适、翁文灏、傅斯年这些人，或者并不关心瞿秋白的生死，或者甚至认为瞿秋白确有可死之罪。即便有人觉得瞿秋白大可不杀，也实在没有过硬的求情理由。
对于蒋介石来说，陈、瞿之不可比，还在于二人之罪实属不同性质。陈独秀执掌共产党时，国民党尚未在全国执政。国共两党，同属“革命党”、“造反党”，是“难兄难弟”的关系，是共同反对北洋军阀的“同志”。在陈独秀时代，国共两党还有过几年亲密的“合作”。从1927年国共破裂开始，陈独秀即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层，1929年11月，更被中共中央开除了党籍。陈独秀被起诉时，最大罪名是“危害民国”。这里的“民国”，当然指1927年以后蒋介石的“党国”。而1927年以后，陈独秀成为中共的反对者，后更成为所谓“托派”的领袖。中国的所谓“托派”，是中国共产党的反对派。“托派”当然也反对国民党的“党国”，但不过是“一小摄”书生在那里空议论而已，并未对“党国”构成真正的“危害”。
瞿秋白则大不同。对于蒋介石来说，瞿秋白可谓是罪大恶极。1927年8月1日的南昌暴动，标志着中共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开始。而这一开始，就与瞿秋白有很大关系。就在此前不久，瞿秋白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六人常委之一，实际上则成了最高领导者。在南昌举行暴动，正是在常委会上讨论决策的。从这时开始，瞿秋白策划指挥了在各地的一系列武装暴动，大玩其血的游戏，并积极准备“全国总暴动”。这期间，除著名的湖南“秋收暴动”外，湖北的蒲圻、咸宁、公安、石首、松滋、沙市、通城、通山、崇阳、孝感、麻城、黄安、洪湖等地，江西的修水、德安、弋阳、鄱阳、横峰、万安等地，广东的广州、海丰、陆丰、琼崖等地，江苏的宜兴、江阴、无锡、崇明等地，河南的四方山、光山等地，河北的玉田等地，陕西的清涧等地，都曾“霹雳一声暴动”。有的地方，暴动取得一时成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927年11月，瞿秋白中央命令张太雷在广州准备暴动。12月11日，张太雷领导的广州暴动取得胜利，暴动者占领了广州，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但在第三天即被击溃，张太雷也死于乱枪之中。——我们还记得，是张太雷把瞿秋白介绍进共产党，现在瞿秋白又把张太雷送上了黄泉路。虽然各地的暴动一个接一个地失败，但瞿秋白中央仍然强调革命正处于“高潮”，仍然认为“革命形势”正在“高涨”。在这期间，瞿秋白中央还做出了“尽量施行红色恐怖”的决策。怎样施行“红色恐怖”呢？一个字：杀！瞿秋白中央指示各地：“杀尽改组委员会委员，工贼、侦探、以及反动的工头”，“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烧地主的房子”，“杀政府官吏，杀一切反革命”。
1931年6月，中共第三任领袖向忠发被捕。虽然被捕后立即叛变，供出所知的全部机密，但蒋介石还是下令立即“就地枪决”。蒋介石对瞿秋白的处置虽不同于陈独秀，但也不同于向忠发。国民党对瞿秋白，有一个堪称漫长的劝降过程。只要瞿秋白肯明确地表示“悔意”，只要瞿秋白肯公开声明脱离中共，即可免死。这首先是因为瞿秋白的价值远不同于本质上是草包和流氓的向忠发。像向忠发这样的人，当国民党从其口中掏出了全部有用的东西后，他就毫无价值了。豢养他，甚至是国民党的耻辱。而留下一个“翻然悔悟”的瞿秋白，却大有利于国民党的“党国”。国民党对瞿秋白的劝降，可谓用尽心机，几番派“干员”从南京到长汀。从5月上旬身份暴露，到6月2日蒋介石下达枪决令，这二十多天，劝降工作由“军统”进行。“军统”劝降无效，蒋介石才下令杀瞿。枪决令下达后，“中统”头领陈立夫心有不甘，当然更为了与“军统”争高下，于是便星夜面见蒋介石，请求枪决令暂缓执行，再由“中统”派员往长汀，开始新一轮的劝降。但无论是“军统”的威迫利诱，还是“中统”的巧舌如簧，都不能令瞿秋白越过“底线”。——这样，瞿秋白便不得不死了。
瞿秋白被“就地枪决”之日，36师也贴出了布告。布告说：“凡民十六年以后，各地共匪之行动，悉由该匪唆使，以赣皖闽粤湘鄂豫川等省之生命财产，直接间接，受该匪之杀戮焚毁者，不可以计数，其罪大恶极，已不容诛。”＇12＇
2008年1月3日凌晨
＇1＇陈修良：《怀念杨之华同志》，上海《妇运史资料》1981年第1辑。
＇2＇林梵：《瞿秋白之死》，万亚刚：《国共斗争的见闻》，台湾李敖出版社1995年7月版。
＇3＇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东方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243页。
＇4＇《六大以来》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5＇瞿独伊：《怀念父亲》，《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1981年8月版。
＇6＇林梵：《瞿秋白之死》，万亚刚：《国共斗争的见闻》，台湾李敖出版社1995年7月版。
＇7＇《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8月版，第322页。
＇8＇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178页。
＇9＇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版。
＇10＇吴亮平：《忆与秋白同志相处的日子及其他》，《学习与研究》1981年第5期。
＇11＇吴黎平：《在党的历史的紧急关头——关于遵义会议之前的片断回忆》，《学习与研究》1981年7月第1期。
＇12＇林梵：《瞿秋白之死》，万亚刚：《国共斗争的见闻》，台湾李敖出版社1995年7月版。
两个瞿秋白与一部《子夜》——从一个角度看文学与政治的歧途
一
《子夜》至今仍被视作是茅盾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而《子夜》某种意义上是茅盾和瞿秋白共同创作的，这一点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常识。《子夜》出版后，瞿秋白曾撰文大加推崇，评价甚高。然而，瞿秋白真是发自内心地喜欢《子夜》吗？
瞿秋白与茅盾可谓是多年知交。二人1923年相识于上海大学。其时，从苏联回国不久的瞿秋白除了党内工作外，还在上海大学任社会学系主任，而沈雁冰（“茅盾”笔名到1927年开始写小说才用）则在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兼课，讲授“小说研究”。瞿、沈二人当时是“党内同志”，主要担任的都是党内的工作，上海大学的教务不过是一种副业。不但在党内活动中二人经常碰面，在居处上，两家也成了邻居。沈雁冰夫人孔德沚还由瞿秋白夫人杨之华介绍加入中共。1927年3月，瞿秋白为筹备中共“五大”而离开上海到了武汉。同时，沈雁冰也被中共中央派往武汉工作，并且在瞿秋白的直接领导之下。瞿、沈二人虽都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从事着政治活动，但二人的政治热情是并不相同的。这时期的瞿秋白，处于政治生涯的上升时期，热情高、干劲足，抱重病而日以继夜地忙碌。沈雁冰则态度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