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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并不站在王明的必经之路上。1927年，米夫把王明带回中国，让王明参加五大，建议陈独秀让王明主持中宣部，就是在开始把王明推向最高峰。这就完全绕开了瞿秋白。可见，如果仅仅是想让王明成为中共最高峰，米夫是用不着那样在意瞿秋白的。我以为，与其说瞿秋白挡住了王明的路，毋宁说瞿秋白挡住了米夫的路。——这当然不是“组织”意义上的挡路，而是理论和思想、精神和学养意义上的挡路。瞿秋白是中共党内公认的理论权威，俄文和中文都像他那样好的人，不要说其时的中共党内，就是其时的整个中国，恐怕也找不出第二人。而米夫，首先是以学者和理论家的身份登上政治舞台的。作为共产国际几乎惟一的中国问题“专家”，作为共产国际领导中国革命的代表，米夫首先必须在思想和理论的意义上控制中共，必须在精神的意义上成为中共的偶像。而当米夫想要这样做时，迎面就碰上了瞿秋白。米夫们可以通过一次会议，甚至仅仅是一道命令，就改变瞿秋白在党内的政治地位，就让瞿秋白靠边站，但要推倒作为理论权威的瞿秋白，可就不那么容易了。正因为如此，在六大上将瞿秋白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边缘化后，米夫觉得还远远不够，还要进一步在思想和肉体的层面上摧毁瞿秋白。
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中回忆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开过了六次大会以后，有一些代表留下来，参加共产国际的第六次世界大会。代表中包括了瞿秋白，周恩来，张国焘，王若飞，关向应，罗章龙等人。瞿秋白此时已经不是总书记，他的地位被向忠发所取代了；但因他俄文好，理论修养高，所以在共产国际大会上他仍旧是中国代表团的主要发言人。陈绍禹在代表团中干点技术工作，可是在事实上，他和米夫这个直属于斯大林的小集团，已开始起着作用，瞿秋白时常感受到挤迫。”＇4＇米夫们虽然在政治上、在组织上将瞿秋白边缘化了，但在共产国际的大会上，仍然要由瞿秋白代表中共发言，——这当然令米夫心中不悦。王凡西又说：“张国焘没有瞿秋白的学养，也没有周恩来的才干。因此陈绍禹们并不怕他，也不想拉他。”＇5＇据王凡西的观察，对其时任中共代表团副团长的张国焘，米夫、王明们报以冷落，因为他既没有打击的价值，也没有拉拢的价值。而对瞿秋白，他们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打击迫害，就因为他有着受人尊敬的“学养”。
在这几年间，米夫、王明们打击、陷害瞿秋白的方式多种多样，事情经过也很复杂。这里只简略说说发生在中山大学的两件事。
一是所谓“江浙同乡会”。王明虚构了一个中山大学内的“江浙同乡会”，说这是一个从事地下活动的“反动组织”，而后台老板，则是瞿秋白。此事闹得很大。苏联格伯乌（国家政治保卫局）专门对此事进行调查，向忠发、周恩来都介入了此事。苏联格伯乌调查结果，竟然认为确有这种“反动组织”存在。瞿秋白、周恩来等人调查后，认为并不存在这样一个组织。瞿秋白于是给联共政治局写信，对苏联格伯乌的调查结论提出异议。后来，共产国际监委、联共监委、中共代表团联合组成审查委员会审理此事，最终做出了不存在“江浙同乡会”这样一个组织的结论，并由周恩来在中山大学全体师生大会上宣布。这罪名虽然洗刷了，但瞿秋白却被弄得焦头烂额、心力交瘁。
现在该说说瞿景白了。在中山大学学习的瞿景白，对王明们的所作所为，是怒目而视的。其时也在中山大学学习的陆立之，在《深藏在心底的瞿秋白及其它——王明对瞿秋白的打击迫害》一文中，有这样的回忆：“王明一伙当权，许多人跑到王明的小楼里去献媚吹捧，景白却嗤之以鼻。有一天傍晚，我与景白偕返宿舍，因为大楼铁栅已锁闭，我们绕道走小楼梯，经过王明小屋时，王明赶快笑脸相迎，误以为我们也是去投效他的。当时景白一股正气，冲口而出：‘哼，什么东西！’从此，王明一伙加深了对瞿氏兄弟的忌恨报复心理。”＇6＇
王明们借以打击瞿秋白的另一事件，是中山大学的“清党”。1929年，斯大林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在全国范围发动“清党”，中山大学当然也不能幸免。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那次清党运动，有点像瘟疫一样，任何人都有被传染的危险；即使平日自信是斯大林嫡系党员，到了这时，也不免要发生危惧。”＇7＇其时是王明打手的盛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中说：“我们同时审查他们（引按：指瞿秋白和中共代表）自中共六大以来的各种讲话，从中找出同中共中央和国际立场相抵触的地方。……这可以说是我们为对瞿秋白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发动全面政治攻势，作好了思想上的准备。按照我们的计划，发动攻势的时间就定在中山大学清党的时候。……由于我和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其他人随后的公开攻击，国际中共代表团和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关系迅速恶化。瞿秋白及其同伙的政治地位受到了严重威胁。瞿秋白在中山大学上学的弟弟瞿景白一气之下，把他的联共预备党员党证退给区党委。就在他交还党证的那天，他失踪了。我们不清楚他是被捕了呢，还是像谣传的那样说他自杀了。不管小瞿出了什么事，对瞿秋白都是一个打击；从那天起，开展斗争的气氛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峻了。”＇8＇
在1929年的苏联，以退还党证的方式表达对“清党”的抗议，就算有一百条命，也是活不了的。瞿秋白其实非常清楚这个追随自己参加了革命，又追随自己来到了苏联的胞弟，最终去了哪里。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弟弟的“失踪”，他又岂敢有半句怨言。在那时的共产党人中，瞿秋白是一个较为“儿女情长”的人。景白的死，一定令他很悲伤，但他在人前不能流半滴眼泪。
1935年2月26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捕，6月18日被处决。在他的遗物中，有一份写于狱中的《未成稿目录》，记录着他打算写的文章题目，其中之一，是《忆景白》。可惜未来得及写便死了。——我真想知道，关于23岁就死于非命的景白，他会写些什么。
2007年7月30日
＇1＇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381页。
＇2＇王凡西：《双山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82页。
＇3＇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东方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205页。
＇4＇王凡西：《双山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80页。
＇5＇王凡西：《双山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82页。
＇6＇《瞿秋白研究》第五辑，学林出版社1993年1月出版。
＇7＇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406页。
＇8＇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东方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228—230页。
柳亚子的“狂奴故态”与“英雄末路”
“头颅早悔平生贱”
在毛泽东堪称漫长的一生中，与其有过诗词唱和者，只有郭沫若、柳亚子与周世钊三人。在民国时期，柳亚子就是活跃于政界和文界的大名人。但民国时期的名人，许多人在1949年后都遁迹销声，而柳亚子却知名度更高了，这要归功于与毛泽东的诗词唱和。毛泽东的《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长夜难明赤县天”）长期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使得所有读过中学的人，都知道有个柳亚子。在使得柳亚子具有广泛知名度上，毛泽东的另一首诗《七律·和柳亚子先生》（“饮茶粤海未能忘”）也同样功不可没。特别是在“文革”期间，毛泽东诗词成了家喻户晓的“圣经”，柳亚子也就跟着家喻户晓了。毛泽东诗词中的有些句子，更成为众口传诵的“名句”，与毛泽东的那些著名语录一样，频频被人们在谈恋爱、写情书、发言、谈话、辩论、写文章等各种公私场合引用。而《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中的“一唱雄鸡天下白”和《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中的“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便都是这样的“名句”。尤其是后者，同“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等毛泽东的其他“名句”一起，被出版社作为对联印刷出版，在各地“新华书店”销售，从而被贴在各种可以贴对联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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