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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上的反日言论和社会上的反日行动，中国政府也就果真对国内的反日言行进行弹压。这情形自然令绝大多数的国人看不懂，尤其令热血青年们怒发冲冠、目眦尽裂。“卖国”的骂名当然也就在劫难逃地落到了蒋介石头上。1935年10月号的《外交评论》上，更以徐道邻的名义发表了一篇令鲁迅这样的读者大为憎恶的长文：《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文章对日本晓之以理、动之以义，力陈中国其实不可征服，日本如无餍足地侵略中国，终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文章强调：中国两国为友则两利，为敌则两伤。《外交评论》发表该文后，许多报刊做了转载。但像鲁迅这样的人，读此文而反感，而悲愤，视为汉奸论调：日本已经鲸吞了东北，又在华北得寸进尺地蚕食，居然还在问“敌乎？友乎？”，居然还说要与日为“友”，这不是汉奸又是什么？这还不算卖国，怎样才算卖国？
以鲁迅的敏锐，也只看到文章作者是当年的北洋军阀徐树铮之子，却没有看到文章真正的来头和用心。其实，这篇文章是蒋介石亲自授意的，说它实际出自蒋介石之手也不为过。“九·一八”之后，蒋介石用了种种手段，延缓全面抗战的爆发。《敌乎？友乎？》之作，也是蒋介石苦心孤诣地下的一步棋。
一
我们现在知道，蒋介石有很完整的日记存世。蒋氏自1915年开始记日记，直到辞世从未间断。据说除前三年日记已经散失外，自1918年到1975年，近50年的日记原件都存于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院。迄今为止，全部日记尚未公开。据读过公开部分的有关专家说，蒋氏日记将极大地改写对中国现代史的既有叙述和阐释。对中国现代史，大体说来，有两种叙述和阐释的模式：中国大陆一种，中国大陆以外则有另一种。如果说蒋氏日记将极大地改写中国大陆以外对中国现代史的叙述和阐释，那中国大陆五六十年间对中国现代史的叙述和阐释，就要在更大程度上被改写了。蒋氏日记首先改写的，当然还是自身的历史形象。蒋氏留在大陆的形象和留在大陆以外的形象，也是迥然不同的。蒋氏日记当然会明显改变留在中国大陆以外的自身形象，但更会重塑留在中国大陆的形象。读过蒋氏日记原件者虽然很少，但蒋氏部分日记早以各种方式流传开来。以《万历十五年》等著作而在大陆广为人知的美藉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依据间接获取的部分蒋氏日记，写了《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下称《日记》）一书。大陆的九州出版社（北京）于2008年1月出版了黄仁宇的这部著作。黄仁宇在《卷尾琐语》中说，这部书可称为《蒋介石初传》或《蒋介石粗传》。而在黄仁宇的这部书中，也的确站着一个别样的蒋介石。这个蒋介石，与我们所熟悉的那个“独夫民贼”、那个“流氓恶棍”、那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政客、那个“卖国求荣”的懦夫，真可谓薰莸异器、判若云泥。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这五六年里，某种意义上是蒋氏一生中最屈辱、最难堪、最无奈的时期，也是最遭人诟病、最为人误解的时期。这一时期的蒋氏形象，也是最暧昧、最模糊的。黄仁宇《日记》一书，在揭示这一时期蒋氏的庐山真面上，用力甚勤，使我们明白了许多原本不知的隐情，也看清了《敌乎？友乎？》一文问世的前因后果。
“九·一八事件”之后，蒋介石日记里改以“倭”称日本，“雪耻”二字频频在日记中出现，时而切齿之声可闻。然而，在对日策略上，却是最大限度地克制、退让；绞尽脑汁以避免事态的扩大，千方百计地与日方媾和；能把全面抗战往后推迟一天，就决不提早半天。1935年11月19日，也就是《敌乎？友乎？》一文发表不久，蒋氏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做对外关系报告时，说了这句著名的话：“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这句话当时固然遭致许多人的痛恨，后来更成为蒋氏“卖国”的罪证，甚至成为一种笑料。但这确实是蒋氏当时的肺腑之言，是蒋氏审时度势后制订的对日基本谋略。若问“堂堂中华”为何在“蕞尔小国”面前如此可怜，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这“堂堂中华”当时根本不是那“蕞尔小国”的对手，连全面对抗那“蕞尔小国”的最起码“综合国力”也不具备。如今，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这道理其实很好理解。事实上，袁世凯垮台后，中国就根本不能算一个政令军令财令统一的国家。在1927年以前，可谓四分五裂，军阀割据、各自为政。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但情形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长期的分裂和战乱，使当时的中国衰弱到何种程度，是今天的年轻人很难想像的。黄仁宇在《日记》中说：“自北伐以来，中国之军队已由原有之一百四十万扩充到二百三十万，军饷已超过国家之全部收入。”（第72页）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230万军队，决不能算过多，“蕞尔小国”的日本，最多的时候，也动员了300多万军队。当时中国军队的军饷，也决不能说丰厚，而并不丰厚的军饷，居然超过了国家的全部收入，国家经济之凋敝，一至于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内战仍然是此起彼落。为了建立一个政令、军令、财令真正统一的国家，蒋介石仍然得不停地打、打、打。
蒋氏政敌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说到，“七·七事变”后数日，蒋氏从庐山拍电报给在桂林的李宗仁，说明中央已决心抗战，约李宗仁、白崇禧速赴庐山，共商大计。白崇禧当即遵命首途，李宗仁则暂留桂林，“筹划全省动员事宜，一俟稍有头绪，亦即兼程北上”。而“当我们同中央电报往返之时，四川省主席刘湘、云南省主席龙云均有所闻，两人乃相继来电劝阻。大意说，传闻中央预备对日抗战，不过是否出于诚意，尚在未知之数，兄等殊未可轻易入京，万一抗日不成，反而失去自由，则国家将因此愈益多事，务盼兄等深思熟虑云云”＇1＇。中央下决心抗战，邀地方大员商议，别的地方大员竟横加掣肘，政治军事状况糟到何种程度，于此不难想见。这还是经过数年整饬后的1937年的情形。当“九·一八”发生的1931年，情况还要糟得多。中央与各路诸侯互相猜忌、互相提防，各路诸侯更是各怀鬼胎、相互算计。黄仁宇在《日记》中说：“我们如果先以为所谓国军在开战时，即为军令与军政整齐划一之兵团与部队，实为莫大之错误。我们从现实的眼光看去，只能认请先有抗战后有国军，并非先组成国军然后抗战。”（第141页）黄仁宇抗战时在“国军”中服役，曾任基层军官。他不仅是以一个历史学家的身份在做出判断，也是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在回忆往事。当全面抗战开始时，中国并没有一支统一的国家军队，直到全面抗战开始后，蒋氏才奋力拼凑起一支表面上一致听命中央的军队。
“九·一八事变”后，蒋氏由于采取“不抵抗政策”，于年底前被迫辞职。当然，时间很短暂。1932年1月29日，淞沪抗战爆发后，又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3月6日则成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在他去职期间，南京的外交部长陈友仁主张对日绝交，蒋氏闻讯于1932年1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内无准备，遽尔绝交，此大危事也。”（见黄仁宇《日记》第92页）关于此事，后来追随汪精卫当了汉奸的陈公博有这样的回忆：“……陈友仁的外交部，除了在汉口硬干一个方法外，也提不出什么方法。他主张和日本绝交，这个案提出中政会讨论了几次，毫无结果。我当日也是不赞成绝交的，因为绝交是应该断绝一切关系，连侨民也应该运送回国，中国有的是租界，对于汉口和天津的日本租界，中国有能力收回吗？日本侨民住在上海的公共租界，中国也有力量把他们送回本国吗？况且绝交第二步便是宣战，当时宁粤两方都不够力量对外战争，并且也始终没有预备对外战争，这样无效的绝交，仅是一种高调，实在于国家无补。”＇2＇周某后来因对抗战绝望而投敌叛国，自然死有余辜，但如不因人废言，这番话还应该认为是说得有道理的。当时的中国，不是有没有意愿对日绝交的问题，而是有没有能力对日绝交的问题。对于登门来访的客人，当然可下达逐客令。但对于明火执仗的强盗，空喊“滚出去”岂能顶事？
既然连对日绝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