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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这个他已列籍其中的国家。当然，我们可以说，唐先生表现出的是一种文化爱国主义，但唐先生这种人对祖国文化的爱，正像他对西洋文化的恨一样，都是不足国人介意的。读唐先生那些对美国切齿痛恨的文字，我每每不解：一个人如何能够怀着对一个国家的如此仇恨而在这个国家长期生活呢？如果你生于斯长于斯，并且也无由离去，那你当然只能咬紧牙关忍受。但唐先生这类人的情形显然并不如此。大陆、台湾、香港，他都有可能选择作为自己的安身之地。如果他实在不愿回到祖国，生活在同胞中间，他也可以谋求到美国以外的外国立足，他唐先生终于哪儿也不去，就这样怀着对美国的仇恨，在美国年复一年地生活下来，并且还要加入美国籍，让子子孙孙都成为美国人，这是否意味着，在唐先生心目中，美国虽不好，但毕竟是最不坏的选择呢？
唐先生的政治心态和文化心态也是有代表性的，它在新一代的留美人士身上也有遗传。朱学勤先生把这类人称为“出国爱国者”。他们的特征是：挣美国的钱，享受美国的牛奶面包和自由民主，再用汉语向祖国同胞发泄对美国的仇恨。
2001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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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顺章叛变之后
1928年6月4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致信在井冈山的朱德和毛泽东，对朱、毛在井冈山的武装斗争进行指导。信中强调：“你们必须依照中央最近的军事工作决议案改造你们的军队……在成份上尽可能的增加工农和贫民的成份，减少流氓的成份。”＇1＇
在中国，任何一场略有气势的革命，都不可能没有流氓的参与。在某种意义上，流氓是最富有革命性的。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担心井冈山的流氓过多，但他们在上海滩上闹革命、搞暴动，也不可能拒绝城市流氓的加入。大名鼎鼎的顾顺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顾顺章，1904年生，上海宝山人。早年进入上海南洋烟草公司当工人，不久成为小工头。在工厂期间，顾顺章加入了上海滩上的“清帮”。顾顺章从小好勇斗狠，很快在江湖上脱颖而出。在上海滩上的帮会相争、流氓斗殴中，表现非凡。由于顾顺章敢打敢杀，在工人中颇有“影响”，被其时领导上海工人运动的中共领导看中。而在搞工运时，顾顺章确实是一把好手。1924年，顾顺章加入中共。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也有突出的表现。由于顾顺章本领高强，一度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侍卫。1926年，顾顺章与陈赓等人一起，被中共中央送到苏联，短期学习“政治保卫”。
台湾的李敖出版社1995年7月出版了万亚刚的《国共斗争的见闻》一书。万亚刚1928年19岁时进入国民党“中统”，直到59岁退休，可谓是“中统”的老特务。他的《国共斗争的见闻》一书，是晚年定居美国后写的回忆文章结集，其中有一篇《特务大师顾顺章》。顾顺章被“中统”捕获并叛变时，万亚刚也正在“中统”服务。在《特务大师顾顺章》一文中，这样说到中共之所以派顾顺章等人赴苏联学习“特务业务”：“原来俄共未得政权之前，曾和沙皇政府进行长期的地下斗争。沙皇政府的特务手段也很厉害，列宁亲自领导的核心小组中，就有沙皇政府所派的特务，他们几乎和列宁天天见面，俄共的一举一动，莫不了如指掌，所以俄共的地下组织和活动不断遭受破坏。俄共积累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经验，终于磨练出一套应付办法（秘密工作的制度、技术、纪录等）来。这套办法经过不断发展，到俄共执政之后，就成为‘格伯乌’的传统法宝，顾顺章到苏俄就是要学习这套法宝。”1917年，俄共执政后，成立了“全俄肃反委员会”，1922年，则演变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即所谓“格伯乌”（后又演变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即所谓“克格勃”）。顾顺章等人到苏联，就是去拜“格伯乌”为师。顾顺章在苏联学得如何呢？“中统”老特务万亚刚说：“顾顺章在苏俄受训的时间并不长，但凭他聪明机警的天赋，学到一身本领回来。文的方面：如化装、表演魔术、操作和修理机械、心理学等都很精；武的方面：双手开枪、爆破、室内开枪而室外听不到声音、徒手杀人而不留痕迹等等，可说是全能特务，够得上称为大师。在他以后，特务行列中，无人能望其项背。”顾顺章之所以能短期内学成一“特务大师”，一来因为“素质”好，有着过人的“聪明机警”，二来因为本来在江湖上就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干了一辈子特务的万亚刚，称顾顺章为后无来者的“特务大师”，也说明顾某身手确实不凡。
1927年初，顾顺章“学成归国”。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时，任工人纠察队总指挥。1927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分共”，“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共产党人在全国都成为捕杀的对象。中共活动全面转入地下，中共中央也从武汉迁到上海租界内。中共中央本来设有军委。其时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后则成为“托派”的郑超麟回忆说：“‘军委’是秘密的组织系统，不仅对党外的人守秘密，而且对党内的人守秘密。那时中国共产党有三种组织：青年团、党和军委，一重比一重更加严格，认真。……军委同志不编入普通支部，人和工作原则上都不许普通同志知道，……到了上海‘暴动时代’，军委工作特别扩大，周恩来成了其中重要人物。杭州响应北伐军的暴动，是军委的工作之一。顾顺章从杭州回来后也加入军委领导机关，以准备上海的暴动。”＇2＇周恩来其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军委工作由周恩来主持。周恩来领导的军委，本来设有特务工作科，主要任务是保证中央机关的安全。国共两党势同水火后，特务工作的重要性大大增加。共产党员被捕而叛变者，需要尽快铲除，一为减少损失，二为杀一儆百。被捕而未叛变者，需要采取各种手段营救出来。国民党方面那些对共产党危害特别大者，也需要尽可能让其从人间消失。这样，原附属于军委的特务工作科，就扩充为中央特科，直属中央，实际由周恩来直接指挥。中央特科又附设狙击队，即所谓“红队”。“红队”队员人人身怀绝技，个个百步穿杨。顾顺章从苏联受训回国后，一度到杭州领导暴动。周恩来在上海成立中央特科和“红队”时，顾顺章的“才智”更有了用武之地：中央特科科长和“红队”队长，都由顾顺章担任。如果说周恩来是中共特工之父，那顾顺章就可以说是仅次于周恩来的第二创始人。
因为是工人出身，也因为劳苦功高，在1927年4月召开的中共五大上，顾顺章成为中央委员，在同年召开的“八七会议”上，又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说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俨然中共要人。担任特科科长和“红队”队长后，顾顺章干得十分出色，国共两方面死于其手者不计其数。
1931年3月，顾顺章从上海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去“鄂豫皖苏区”。在汉口，将张陈二人送走后，大概因为实在难耐技痒，顾顺章居然登台表演魔术。当然，他之所以敢如此弄险，还因为对自己的身手过于自负。顾顺章有着高超的化装术，每次都化装后登台。但千虑一失，结果被此前的中共叛徒认出，于是被捕。顾顺章被捕后立即叛变。由于打入国民党中统内部担任特务首脑徐恩曾机要秘书的钱壮飞，及时获知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并迅速通知了周恩来，也由于周恩来过人的应变能力和组织才华，才使得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诸要人和整个机关避免了全体覆灭的结局。历史中的偶然性，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的。如果其时在上海的周恩来、王明、秦邦宪（博古）、康生、张闻天、陈云、邓小平、李富春、聂荣臻等一大批中共要角同时被捕，如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整体毁灭，那此后的历史，毫无疑问是要大大改写的。顾顺章本在中共党内专门负责惩治叛徒，他非常清楚叛变意味着什么，而他之所以一被捕就敢于叛变，是因为他自信能借助国民党之力摧毁整个中共中央机关，将周恩来、陈赓们悉数抓获，从而也为自己解除后顾之忧。他本来也的确可以做到这一点，只是由于国民党方面配合不周，才使其未能成功。顾顺章是知道南京国民党的特务系统中潜有中共人员的。在汉口被捕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