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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关于知识分子的知识，毛泽东还说过些更坦白的话，例如：“知识分子的知识还不如狗屎。狗屎还可以肥田，知识分子的知识有什么用？”按《毛泽东谋略》的说法，贬低知识，其实也是一种“政治谋略”。既然我既不能剥夺也不能赎买知识分子的知识，那我就将你的知识“就地正法”，即宣布你的知识毫无用处，不但毫无用处，甚至有害无利。这一招，毛泽东不但用于治党治军治国平天下，也用于“治家”。《毛泽东遗物事典》里有这样一个细节：“有段时间，毛泽东特爱吃一种霉豆腐。这种豆腐的作法是：买回鲜豆腐，撒上一些花椒粉，将豆腐放在较潮、阴的地方发霉，然后用菜叶子包上放进缸里腌，几天后取出煎食。不久，保健医生发现毛泽东多痰。经化验是食这种豆腐所致，因此不同意再吃。毛泽东不高兴。接见尼克松后他请医务人员吃饭，第一个菜就叫上这种豆腐，医务人员无可奈何。”（第303页）医务人员要用自己的“知识”剥夺毛泽东的味觉享受，毛泽东就要你“亲口”否定自己的“知识”。
2007年2月17日
革命与流氓——读书札记
一
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大家小书”中，有一本萨孟武的《水浒传与中国社会》（2005年4月）。萨孟武，中国现代著名学者，所长为政治学与社会学。《水浒传与中国社会》最初出版于抗战之前。20世纪60年代，作者在台湾做了较大的增删。北京出版社所印的，应该是增删后的版本。
萨孟武将宋江们所盘踞的梁山泊，视作一流氓社会；将梁山泊“好汉”们的打家劫舍、杀人越货，视作流氓革命。“梁山泊所代表的是什么？不消说，它的构成分子，以流氓为主，最初投到梁山泊的是晁盖等七人，晁盖虽是山东济州郓城县的富户，但他不喜欢结交文人，‘专爱结识天下好汉’（第十三回），其下有吴用为不第秀才，公孙胜为云游道人，刘唐飘泊江湖，没有一定职业，三阮打渔为生，并做私商勾当，白胜为闲汉。梁山泊的好汉大率出身于流氓，没有正当的职业，或在山林‘剪径’，或在江湖‘揩油’，我们虽然佩服他们的义气，而对于他们‘迫上梁山’的环境，也该予以相当的同情，但不宜因佩服与同情，而讳言他们的出身。”（第6—7页）
其实不仅仅梁山泊的革命，是一种流氓革命。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略有声色的革命，都与流氓有密切关系。在打家劫舍、杀人越货中，在攻城略地、逐鹿中原时，没有大量流氓发扬那种流氓精神，还真不行。中国有古语云：“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仅有“秀才”的革命，那是成不了什么气候的。但是，要革命，要造反，完全没有“秀才”行不行呢？也不行。在中国历史上，略有声色的革命、造反，大抵是“秀才”与流氓共同完成的。不过，这革命和造反中的“秀才”，却必须是流氓化了的“秀才”，或是甘愿与流氓为伍、认同了流氓的价值观念的“秀才”。在“秀才”与流氓共同进行的革命、造反活动中，“秀才”与流氓的关系有两种。一种是“秀才”发动、领导流氓革命、造反。梁山泊就属这种形式。宋江本是刀笔吏，“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浔阳楼的“反诗”虽然写得不怎么样，但毕竟是会做诗的人。总之，宋江好歹也算个读书人。梁山泊如果没有李逵、刘唐、白胜、三阮这些流氓，固然不成；但如果没有宋江、吴用这样的读书人，也决不能那样轰轰烈烈。“秀才”发动和领导流氓革命、造反的例子，历史上很多。所谓“太平天国”的革命和造反，也是一例。洪秀全、冯云山，都是多次考秀才而不售。虽然未售，但毕竟有考秀才的资格、毕竟多次进入考秀才的考场，勉强也算得个准秀才。没有杨秀清一类流氓，这场革命和造反，固然闹腾不起来；但如果没有洪秀全、冯云山一类人的筹谋、没有他们弄出一种邪教作为意识形态，也不会有那么大的“成就”。
“秀才”与流氓的另一种关系，是流氓借助、利用“秀才”而发动和领导革命、造反。当然，更准确的说法，是一个（或一群）大流氓，发动和领导许多小流氓革命和造反，而在这过程中，却注意借助和利用“秀才”：刘邦和朱元璋是两个很典型的例子。
不过，“秀才”发动和领导流氓革命、造反也好，“秀才”被发动和领导革命、造反的大流氓所借助和利用也好，作为“秀才”，都要在自身完成一场“转变立场”的革命，都要在“身份认同”上完成一次造反。必须放弃读书人的价值观念、必须改变读书人的思想情感甚至生活方式，而向革命和造反队伍中的流氓看齐。革命和造反之所以需要“秀才”，是需要“秀才”的知识、眼光，而并不需要“秀才”原本可能有的属于读书人的价值观念、思想情感。换句话说，革命和造反，只需要“秀才”的技能，而并不需要那种“知识分子精神”。在革命和造反中，无论是作为发动和领导者的“秀才”，还是作为被借助和被利用者的“秀才”，都必须在保留“秀才”的技能的同时，在精神上最大限度地流氓化，最大限度地与李逵、刘唐、白胜、三阮们“打成一片”。
二
萨孟武的《水浒传与中国社会》，以这样的话开头：“在中国历史上有争夺帝位的野心者不外两种人，一是豪族，如杨坚、李世民等是。二是流氓，如刘邦、朱元璋等是。此盖豪族有所凭借，便于取得权力，流氓无所顾忌，勇于冒险。”（第1页）萨孟武指出：
贫穷的普遍化就是暗示中国社会快要发生大乱。……此种历史都可以证明：因贫穷而作乱的，多由流氓发动。他们没有‘身家性命’，而生活又不安定，生的快乐既未尝过，死的苦痛也不恐怖。他们最肯冒险，由九死一生之中，突然地置身于云霄之上。他们个人虽然没有势力，而成群结队之后，就可以横行江湖。绅士们怕他们捣乱，农民怕他们鱼肉，他们在中国社会上，乃是化外之民，隐然成为一个势力。
流氓在中国历史上曾演过重要的角色……（第5—6页）
社会动乱的年代盛产流氓。在这样的年代，要进行革命和造反，也不可能拒绝流氓，不可能不广泛地依赖流氓。1925至1926年间，毛泽东写了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文章以这样的话开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句话后来成了毛式名言之一。我们今天读到的这篇文章，临近结尾，有这样一段话：
此外，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都曾经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这里说的，其实就是萨孟武所谓的流氓。萨孟武对中国流氓的看法是：“中国的流氓不曾劳动，也不想劳动，社会并不依靠他们而存在，他们却要依靠社会讨生活。他们完全是一种过剩人口，纵令他们全部灭亡，也不妨害社会的存在，反而他们的灭亡却可使社会的秩序因之稳定。”（第4页）而毛泽东在这里，虽然也指出了他们“有破坏性”，但对他们的同情、肯定，欣赏却表现得很分明。说这些大家熟知的江湖帮会，都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失业的手工业工人组成，显然不合实情。在分析“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时，毛泽东强调了“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强调了他们“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也就在强调：这一批人应是“我们的朋友”而不应是“我们的敌人”。
伦敦大学的美籍教授斯图尔特·施拉姆是国际上研究毛泽东的著名专家，有一系列关于毛泽东的著作问世。其中，政治传记《毛泽东》影响尤其大。施拉姆对毛泽东是很有好感的，对毛泽东颇多积极的评价。他的《毛泽东》一书的中文译本，早由红旗出版社出版。在谈到井冈山时期的毛泽东时，施拉姆写道：毛的部队中有经过教育而得到一定改造的非无产阶级分子，这不仅反映了他难以招到阶级出身好的官兵（毛自然是这样向上级党报告的），但这也与他自己气质和理想的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