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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陈宇讲述，金岳霖看到林徽因的照片时异常激动：“他接过手，大概以前从未见过，凝视着，嘴角渐渐往下弯，像是要哭的样子。他的喉头微微动着，像有千言万语梗在那里。他一语不发，紧紧捏着照片，生怕影中人飞走似的。许久，他才抬起头，像小孩求情似地对我们说：‘给我吧！’陈等答应为他翻拍一张，金老生怕别人忘了，还拱手说：‘那好，那好，那我先向你们道个谢！’”当拿到照片时，“他捧着照片，凝视着，脸上的皱纹顿时舒展开了，喃喃自语：‘啊，这个太好了！这个太好了！’”
一位学生受婚恋挫折打击后，萌生了自杀念头。金岳霖多次前去安慰，苦口婆心地开导，他说，恋爱是一个过程，恋爱的结局，结婚或不结婚，只是恋爱过程中一个阶段，因此，恋爱的幸福与否，应从恋爱的全过程来看，而不应仅仅从恋爱的结局来衡量。最终，这个学生从痛不欲生的精神危机中解脱了出来。
金岳霖终身未娶。李文宜《回忆金岳霖同志生活佚事》一文透露新中国成立后金岳霖有与浦熙修结婚的打算。60年代，民盟中央组织在京中央委员学习，金岳霖作为中央常务委员，积极参加，并因此认识同组的名记者浦熙修。二人过从甚密，金常约她到家用餐，金家雇有一位厨艺高超的厨师，浦熙修也极为赏识。不久，他们相爱，准备结婚。不巧的是，此时金岳霖因病住院，浦熙修也被确诊患了癌症，结婚的事就耽搁下来了。当时彭德怀受到批判，浦是彭的妻妹，浦的女儿是彭侄儿的未婚妻，而金岳霖是党员，李文宜去探望金岳霖时，委婉地劝说金不要急于结婚。出院后，金岳霖马上去看望浦熙修，此时浦已经病重，卧床不起了。金岳霖终于没有结婚。
【赤心】
辛亥革命后，金岳霖很快就剪去头上的辫子，还仿唐诗《黄鹤楼》写了一首打油诗：“辫子已随前清去，此地空余和尚头。辫子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光溜溜。”
在美国读书时，听到袁世凯复辟，金岳霖悲愤不已，坐在他在房东古德家临街的走廊上痛哭了一场。
冯契到北方前线参加抗战工作前，去向老师金岳霖辞行，金非常赞赏冯的举动，他连声说：“好，好！我要是年轻二十岁，也要到前线去扛枪。”两年后，冯契回到西南联大复学，去看望金岳霖，金特地准备了咖啡和点心（这两件物品在当时很难得）招待冯。冯讲起他在前线的情况和见闻，金岳霖听得很高兴，不时插话：“八路军真能打仗！”“游击队神出鬼没！”“照你说，中国人一定能打败日本鬼子！”他告诉冯契，他们这一代人，一直担心中国要被瓜分，要亡国；能把日本鬼子打败，中国就有希望了！
1943年，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该书一发表，立刻在西南联大的教授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金岳霖拒绝阅读这本强制人人必读的“最高领袖”著作。
胡適出任驻美大使时，金岳霖毫不客气地对胡说：“不能事人，焉能事鬼？”
抗战期间，金岳霖等几位教授去美国访问，当时国民党要求出访人员填写一份加入国民党的申请表，金岳霖拒绝填写，将表格扔进废纸篓。
据金岳霖自己回忆，日本人占领北平前夕，金有一次碰见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钱稻孙。两人谈及国事，金表示非抗日不可，钱说万万抗不得，抗，不只是亡国，还要灭种。金听了以后，异常气愤，很想打钱。但是受“不能打”这一教训的影响，金最终还是强忍着没有动手。
1948年12月间，很多人选择出国或者去往台湾。离开的人中，中年人居多，年纪大的相对较少。有一对年轻夫妇，从美国回到清华几天后，又立即回美国去了。金岳霖后来回忆说：“这一事实表现得清楚无比：民族立场留不住这些人，阶级立场却能够使他们离开祖国。”
金岳霖晚年在回忆录中写道：“余生也晚，没有赶上朝气蓬勃的革命时代，反而进入了有瓜分恐惧的时代。”所以金岳霖最害怕的就是中国被瓜分，1948年，为了抗议美国的扶日政策，金岳霖带头拒领美国救济面粉。
开国大典后不久，金岳霖在一次清华哲学系师生座谈会上兴奋地说：“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真好啊！解放了，中国人再也不受列强欺负了。”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金岳霖按规定出门可以坐哲学所的汽车，但他却不用，而请一位退休工人蹬三轮板车代步。汝信曾多次看到金岳霖正襟危坐在三轮板车上，穿行于川流不息的人群中。许多人认为这样与其身份不符，劝他坐汽车，但他却拒绝道：“当前汽油供应这样困难，连公共汽车顶上还带着煤气包，我怎能浪费公家的汽油去办私事，况且一般病弱的老百姓也乘坐三轮板车，我以此代步也并不有失身份。”
学生徐亦让回忆，金岳霖的工资，除了交党费外，便是支付厨师、车夫、保姆的工资，然后寄一部分回家乡，余下的将将够他一个人的生活费。他每次都要多交党费；他给厨师和车夫终身工资，表示即使他先去世，也要支付他们全部的工资，他这么做，是对他们的尊重，也是为国家减轻负担；70年代初，他曾患过18次肺炎，以为自己不久于人世，便找到党组织说明，他的存款，一部分作为党费，另一部分作为师傅的生活费。他寄钱回家乡，是不忘家乡的养育之恩，为社会减轻负担。
粉碎“四人帮”后，金岳霖的学生去看望老师。金见到自己的学生后，异常高兴，对学生说：“现在可好啦，中国再也不会被瓜分了。”听者分外吃惊。
金岳霖晚年，沈性元去看望他，当谈及国际间大政客拙劣的表演时，金岳霖情不自禁地举起手掌，边拍打椅子的扶手边用带有湖南乡音的普通话高声骂上两句，以解心头愤恨。
【诚服】
抗战胜利后，贪污、腐败、贿赂成风，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金岳霖对国民党极为失望。这时，他逐渐对共产党产生好感。北平解放后，他更是感到过去对共产党的看法都是受了国民党的错误影响。
离开昆明前，金岳霖碰到黄子卿，黄问金：“回到北京后，共产党来了，怎么办？”金回答：“接受他们的领导，他们不是洋人，不是侵略者。”
新中国成立后，金岳霖说：“知识分子头等重要的问题是为谁服务的问题。在政治上我追随毛主席接受了革命的哲学，实际上是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在清华大学开设毛泽东思想研究课，邓以蛰开设唯物辩证法课，作为系主任的金岳霖鼓励学生们选修这些课程，并带头听课。他学习马克思主义时说：“现在我比作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明年是二年级，十年八年总有进步。”他说：“因为马克思主义救了中国，所以我放弃了以前所作的学院哲学，转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新中国成立后，清华哲学系第一次招生就录取了11名新生，金岳霖异常高兴，说这在哲学系历史上是空前的，他预言以后的学生将会更多。
清华哲学系的教授们都爱抽恒大牌香烟，金岳霖说：“恒大烟是中国人自己生产的，烟好，名字也好，毛主席也喜欢这恒大牌烟呢！”金岳霖逝世一年后的1985年，到北京参加金岳霖先生学术思想讨论会的清华哲学系1952届学生，都不约而同地带上了恒大牌香烟。
从1951年起，金岳霖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自我批评。金岳霖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他的勇气来自于周恩来总理的示范。周恩来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动员报告会上，公开承认自己犯过错误，这对金岳霖的震动很大，也使他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深的认识，因而在思想改造上进行得较为彻底。
金岳霖于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说：“解放后，我们花大功夫、长时间，学习政治，端正政治态度。我这样的人有条件争取入盟入党，难道我可以不争取吗？不错，我是一个搞抽象思维的人，但是，我终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
一次，金岳霖在王府井花几百元买了一顶高级皮帽，事后一直于心不安，虽然没有人指责他，他却多次在哲学所党小组会上主动检讨，认为这是过分的奢侈，是受过去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
金岳霖的侄女从美国回来，去看望他，当得知侄女已经加入了美国籍后，他竟二话没说，将侄女赶出家门。
一次，金岳霖对周宜明说，他想找个老伴，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