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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那廉君回忆，傅斯年经常向部属发脾气，但十次有九次事后会后悔。“史语所”的工友老裴最希望傅先生上午对他发脾气，因为他上午发了脾气，下午某杂志社送来一笔稿费，他就一股脑儿全送给老裴。
傅斯年请李方桂出任民族研究所所长，李不愿出任，说：“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闻听此言，对李躬身作了一个长揖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
在李庄时，向达八岁的儿子和李方桂五岁的儿子打架，五岁的打不过八岁的，李方桂夫人遂找到向达夫人理论，两位夫人争得不可开交。傅斯年正好经过，边作揖边连连说道：“你们两个消消气，都不要吵了，都怨我。”
抗战时，“史语所”迁到四川李庄，供给十分困难。傅斯年给驻宜宾的四川第六行政督察专员王梦熊写信说：“请您不要忘记我们在李庄山坳里尚有一批以研究为职业的朋友，期待着食米……”
傅斯年的学生杨向奎在甘肃任教，与傅偶尔有书信往来。傅对杨的情况并不大了解，一次，他得知教育部部长杭立武去兰州，特地致函杭说：“我有一个学生杨向奎在兰州，他在北大时，书读得不错，可能在兰州尚无工作，请为安排。”杭到兰州后，多方打听，知道杨在甘肃学院任教，便未再为杨安排工作。但因为傅、杭的关注，只是讲师的杨向奎暑假过后便被评为教授。
严耕望想进“史语所”，苦于无人介绍，便将申请书和自己的几篇论文一起寄给傅斯年。一个多月后，对此不抱希望的严耕望收到傅的复函，表示同意他的申请。第二天，严去见傅，傅让他留在重庆帮助其处理文书的工作，严考虑后认为他没有这方面的能力，便对傅坦然说出自己的想法。傅听后并不介意，让他去在李庄的“史语所”工作。抗战胜利后，严耕望一家经济困难，傅斯年得知情况后，将自己为教育部审查论文所得的报酬送给严耕望，并为严妻安排工作。
傅斯年赏识王叔岷，着意培养。抗战期间物价飞涨，一部宋本《庄子》的价格要用金条来计算，傅斯年就用金条买了一部《庄子》，专给王叔岷阅览，每次看完郑重锁在保险柜里。
邓广铭单身一人来到大后方，家眷仍留在北平。因通信条件极差，一封信几个月都寄不到北平。傅斯年考虑到邓的个人生活问题，便于1943年介绍邓去复旦大学任教。傅在介绍信中特地写道：邓广铭无论教学还是研究方面，能力都很强，若是在北大、清华定可聘为副教授。当时北大比起复旦来名声大得多，傅此语意为，邓到复旦去，起码要聘为副教授。果然，邓广铭到了复旦大学，被校方聘为副教授，第二年，又升任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胡適夫人江冬秀堂弟江泽涵由美国回国，顺便取道台湾看望胡適夫妇，见到了傅斯年。傅嘱咐道：“我在北京有些书没运出来，你回去告诉邓广铭，这些书全部送给他。”江先生回国后，不敢说曾去过台湾，当然也不敢提及此事。后来他私下告诉了邓广铭，邓叹道：“我怎么敢要他的书呢？他的书只能由科学院没收或如何处理。”
屈万里回忆，抗战时，傅斯年曾周济一个满头生疮的七八岁的小乞丐，傅将小乞丐领回家中，帮他治好癞疮，并帮他寻访亲人。一个月后，傅终于找到了孩子的家人，将他送了回去。
四川李庄永胜村村民张海洲给傅斯年抬过滑竿，其子张汉青曾说起从父亲处听来的傅斯年的事情：“傅所长胖得很，恐怕有一百七八，只有我老者（父亲）张海洲和李伯周抬得起。傅所长经常去镇上办事，或者从李庄乘船上南溪下重庆。从板栗坳到李庄，抬滑竿的稍微歪一下，他马上喊停，下来走。他是怕我老者累倒了。”
“他对下头人蛮好。到街上，有时区长张官周、镇长杨君惠请吃饭。饭碗摆好，他一坐下来，刚捏起筷子他又刷地站起来，看轿夫桌子上的菜一样不一样。要是不一样，他马上站起来就喊我老者他们走。
“在月亮田打坳田谷子的时候，有个兵抢人。傅所长就把他们连长叫来，连长一见傅所长马上敬个礼。傅所长叫他把抢人的兵查出来。他连连点头。这类事后来没再发生。”［汶网／／。。］
陈雪屏回忆，“史语所”在李庄时，有一位年轻人也住在李庄，他想见傅斯年却又不敢。一日，他正好遇上傅出门，便迎上去打招呼，说自己是某大学的毕业生，想进“史语所”工作，但苦于无人介绍。傅和他谈过后，觉得这位年轻人资质不错，便聘用了他。
傅斯年嗜藏书，平日之积蓄，全部用于买书。在李庄时，大家生活困难，傅斯年便卖书换粮，除解决自己的燃眉之急外，还周济朋友。董作宾家人口多，生活极为困难，傅斯年就拿卖书的钱接济他。
台大学生唐本祥在《傅校长没有死》中写道：“傅校长的作风，代表着民主和平等。一切都尊重多数意见，一切都以着重基层为前提。讲到平等，又一个故事可以说明他。常到校长公馆去的人，老是看到傅校长和他的汽车司机对坐而弈，并且神情怡然，一点没有校长的架子。对于同学，傅校长真是爱护备至。平常在他的公馆里，他接待同学，像接待客人一样，在学校里，他会在背后拍拍同学的肩膀，问一声讯，或是谈几句话。”
多年后，傅斯年遇到了“三一八”惨案的制造者鹿钟麟，特地走到他的面前说：“从前我们是朋友，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傅斯年奉命到昆明，处理联大师生的罢课事件。傅斯年下飞机后，见到惨案制造者关麟徵的第一句就是：“你杀了我的学生们，比杀了我的儿女更让我心痛。”
任台大校长两年间，傅斯年解聘不合格教员达七十余人。傅知道其中一些人被解雇后无处可去，便把他们安置在台大图书馆，并续发了一年的聘书，缓解他们的困难。
在台大时，傅斯年答复政府公文让秘书那廉君代笔，但学生来信都是亲自回复，以示对学生的尊重。俞大綵回忆说，傅斯年在台大时，“常在中午返家时，偕我到各宿舍探视，并查看学生的伙食。他一进餐厅，男生必高呼欢迎校长，女生则拥到他身旁”。
傅斯年对司机工友极好，他去世后，他的司机杨国成在殡仪馆外的停车场上提到傅，禁不住热泪盈眶：“我开了二十多年车子，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好东家……”每次要用车，傅斯年都走到杨家，拍拍老杨的肩膀说：“跟我出去一趟，老杨！”遇到老杨正和邻居下棋，傅便等到棋下完再和老杨一起出门，如事情紧急非走不可，傅一定礼貌地对老杨的棋友说：“对不起，打断你们的雅兴了！”遇到朋友请客，傅一定对朋友说：“你请我吃饭可得把我的司机一道请啊！”
一日，傅斯年回家对俞大綵说，他看到一篇好文章，于是约作者面谈，果然文才非凡。但该学生家境贫寒，患深度近视，问他为何不戴眼镜，该生默然不答。傅斯年去世后不久，卫生署有人将一副眼镜送到傅家，告诉俞说，是傅托他在香港专门为该学生配制的。俞接过眼镜，泪湿衣襟。
【率真】
傅斯年早年最喜欢唐代李商隐的诗，后又骂李商隐是妖。罗家伦问道：“当时你也高兴着李义山的时候呢？”傅答：“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是妖！”
在北大读书时，傅斯年与罗家伦常一起聊天，罗家伦回忆：“我早上到校上课之前，首先要到他房里谈天，他没起来的时候，我有时掀他的棉被，他颇以为苦，气得大叫。”
1920年，傅斯年在《新潮》发表文章，谈及他赴欧留学途经上海时的观感。此文发表后，引起上海人的反感与抵制。傅斯年这样写道：“在上海住的时间很短暂，没得什么益处。但见四马路一带的‘野鸡’，不止可以骇然，简直可以痛哭一场。社会组织不良，才有这样的怪现状；‘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我觉得上海有一股绝大的臭气，便是‘好模仿’。请看上海话里，一切名词多是模仿的。不直陈其事，而曲为形容，拿甲来替代乙，拿丙来比喻丁，其结果无非令人肉麻罢了。至于行动的模仿，更不要说。从模仿‘仓圣’，以至于模仿‘洋崽子’，虽等差不同，要都是模仿。良家妇女模仿妓女的衣服，良家子弟再模仿良家妇女的衣服，或竟直接模仿妓女的衣服。”
傅斯年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