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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谊】
1917年，胡適到北大任教，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原来教授此课的是陈汉章，他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而胡適将哲学史拦腰砍断，直接从周宣王讲起。这种讲授方法让学生们极为震惊，“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顾颉刚语）。一些学生认为胡適是在“胡说”，不配登堂讲授，蓄谋将胡赶下讲堂。但顾颉刚认为胡適的讲法颇有道理，但又不能完全拿定主意，于是请同宿舍的、在学生中大有威望的傅斯年去听一听。听了胡的课后，傅告诉同学们说：“这个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胡適这才脱离被赶的险境。傅斯年去世后，胡適深情忆及：“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之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初入北大，傅斯年是黄侃的得意门生，深受黄侃等几位北大守旧派国学大师的赏识，被人戏称为“黄门侍郎”。但自从结识胡適后，傅便投向新文化阵营。陈独秀一度对傅表示怀疑：“这‘黄门侍郎’傅斯年，可不是细作吗？我们不能接纳他，不能理他！”胡適反对陈的说法：“凡用人，即使有疑，也不用怀疑，何况孟真这种人！”
五四运动爆发后，出现了“‘新潮社’社员傅斯年、罗家伦被‘安福俱乐部’收买”的传闻，傅、罗二人十分沮丧。胡適却对二人极为信任，他发表《他也配》一文为学生辟谣：“‘安福部’是个什么东西？他也配收买得动这两个高洁的青年！”
1919年，胡適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一时轰动，再版8次，发行近2万册。傅斯年却写信给老师敲警钟道：“我在北大期中，以受先生之影响最多，因此极感，所念甚多。愿老师终成老师，造一种学术上之大风气，不盼望先生现在就于中国偶像界中备一席。”1926年，傅斯年再次对胡適评价此书，认为从“长久价值论，反而要让你的小说评论居先”。
三十年代初期的北大，胡適、傅斯年和叶公超三人被称为“三驾马车”。有人说，凡事以胡为领袖，傅、叶则是哼哈二将。
胡適的弟子罗尔纲说：“有朋友问过我：‘胡適最尊敬的朋友是谁？’我不能确切的回答……但是，当朋友问到我：‘胡適最看重的学生是谁？’我就立刻回答说：‘傅斯年。’”1934年，胡適撰写《说儒》时，傅常来与他探讨。罗尔纲虽听不清他们讨论什么，但他能听到傅斯年“左一句‘先生’，右一句‘先生’”，声音恭敬顺从。罗说：“我所见任何一个胡適的学生来见胡適，没有一个同傅斯年这样的。”
1934年，刘半农去世后，北大中文系急需教员，文学院院长胡適便出面向“史语所”借罗常培救急。傅斯年立即同意，为了配合罗的工作，他还为罗配备了助理，三年后，罗的助理竟达到三人之多。谁知，人借出后，北大迟迟不归还，傅只好写信给老师说：“莘田兄‘借出三年’，可谓‘久借不归’，无专任研究员老是‘借出’之理也。”但北大还是不愿归还，最后，傅斯年只好将罗从专任研究员改聘为通信研究员。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希望胡適到欧美各国求助，支援抗战，但胡適坚决不愿在此危急时刻离开，坚持与南京共存亡。王世杰只好请傅斯年帮忙劝说，傅与胡商谈多次，说到动情处，声泪俱下。胡適深为感动，这才答应出国争取国际支持。
蒋介石曾请胡適出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为了劝动胡適，他请傅斯年吃饭，傅向蒋力陈胡不能出山的各种理由，此后，由于蒋的坚持，傅只好致函胡適，但却不是劝其出任，而是劝其辞谢。在信中，傅说：“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借重先生，全为大粪上插一朵花。”胡適听从其意见，以北大同人反对为由，婉言谢绝。
抗战胜利后，“史语所”迁回南京。为庆祝回迁，傅斯年大摆宴席，胡適亲往道贺。何兹全回忆说，那天宴会上，“史语所”“家属、小孩都有，很热闹。傅先生在讲话时说：‘人说我是胡先生的打手，不对，我是胡先生的斗士。’”此语引起哄堂大笑。
朱家骅邀请傅斯年担任北大校长，但傅坚拒，并推举胡適，颂扬胡“经师人师，士林所宗，在国内既负盛名，在英美则声誉之隆，尤为前所未有”。由于胡適在美国未归，便由他任代理校长。傅斯年在致夫人俞大綵的信中说明任代理校长的缘由：“北京大学可以说两头着火，昆明情形已如上述，究竟如何自联大脱离，大费事，正想中。而北平方面，又弄得很糟，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迹。实在说这样局面之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
代理北大校长时，傅斯年曾对邓广铭说：“胡先生是‘性善’主义者，有时不能听他的，如果事事都按他说的办，非把学校办糟不可！”胡適也承认，傅的旧学根底比他好，才气比他高，办事能力比他强。
【龃龉】
傅斯年并非鲁迅的学生，但他创办《新潮》杂志时，曾得到鲁迅的支持，两人有过书信往来。鲁迅对《新潮》赞赏有加，对傅的文章赞许连连。傅斯年对鲁迅也很是推崇，对《狂人日记》更是赞不绝口。在张东荪撰文攻击鲁迅时，傅撰文对张进行回击。
鲁迅对傅斯年也颇为维护。《时事新报》反对新文化运动，由沈泊尘画过两小幅漫画，第一张画出一副侉相的傅斯年从屋里扔出孔子牌位来；第二张则是傅正捧着一个木牌走进去，上书易卜生夫子之神位。鲁迅见后大不以为然，此后对于《学灯》（《时事新报》副刊）就一直很有意见。
留学归国后，傅斯年与鲁迅同在中山大学任教，二人一度过从甚密。但当傅斯年提出准备聘请同窗好友顾颉刚来中山大学任教，鲁迅顿时大发雷霆：“鼻（顾颉刚）来，我就走！”但傅仍坚持将顾请到中大，并采用折中方法，让顾先到外地购书，暂缓到校。鲁迅得知后，立即提出辞职。傅斯年深感委屈，到主持校务的朱家骅处大哭，并和顾颉刚一起提出辞职。校方左右为难，学生们则表示三位先生都不能少，朱家骅只好硬着头皮出面调停，但鲁迅丝毫不退让，声称与顾势不两立。鲁迅在给友人的信中愤然道：“我到此只三月，竟做了一个大傀儡……傅斯年我初见，先前竟想不到是这样的人，当红鼻到此时，我便走了；而傅大写其信给我，说他已有补救法，即使鼻赴京买书，不在校……现在他们还在挽留我，当然无效，我是不走回头路的。”最后，鲁迅辞职离校，回到上海。
孰料，傅斯年后来也与好友顾颉刚反目。顾颉刚喜欢独立研究，他对在中大担任行政职务感到厌烦。1928年，顾准备应燕京大学之请，到燕大任教。傅斯年得知后极为恼火，骂顾忘恩负义，二人大吵一架。
二人对筹办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也各执己见。顾颉刚之女顾潮说：“傅斯年与父亲两人各有一番设想：傅氏在欧洲7年，甚欲步法国汉学之后尘，且与之争胜，故其旨在提高。父亲以为欲与人争胜，非一二人独特之钻研可成，必先培育一批人，积叠无数材料加以整理，然后此一二人者方有所凭借。两人意见不同，而傅氏脾气暴躁，不免有家长作风，父亲亦生性倔强，不能受其压服，于是两人始破口相骂，幸赖杨振声等人劝解而止。”
此后，二人开骂，甚至发展到几欲肉搏。最后顾颉刚决定退出“史语所”。“史语所”的成立大会，顾颉刚也没有出席。这次事件，宣告了傅、顾关系的正式破裂。
后来，傅斯年在北大办文科研究所，曾想延聘顾颉刚为研究所教授，但顾拒绝受聘。傅斯年大为光火，派人责顾道：“燕京（大学）有何可恋，岂先为亡国之准备乎？”顾颉刚回道：“我入燕京为功为罪，百年之后自有公评，不必辩也。”
陶孟和与傅斯年素来不和。1941年10月，陶孟和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全体人员，也迁到四川李庄。由于没有住所，陶便向学生傅斯年乞求：“张家大院之房，务请拔几间给社所暂用，顷社所已去十余人。”但傅根本不予理会。陶只好和李庄的士绅协商，将社科所的人寄居在有空房的当地人家中，直到第二年春夏，才在附近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