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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深入的探讨。
熊十力提出的“体用不二”，成为整个当代新入学思潮“重立大本、重开大用”和“保内圣，开新外王”的滥觞，亦成为这一思潮的基本思想间架。
综观熊十力哲学，大致经历了由融儒入佛到儒佛同参，再到融佛入儒、归宗儒学的演进历程。其一生为学，融贯中西，平章华梵，摒弃陈说，绝少依傍。其哲学思想虽有不少局限，但他以其广阔的文化视野，独具的哲人慧思，提出并力求解决的人生问题与文化问题，诸如人的终极关切、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困惑和疏离等，仍是人类先自爱乃至以后所面临而必须解决的问题，而他凭着对生命存在的独特体验，所作出的对人的内在的道德自觉、价值自觉、文化自觉的阐扬，又为人类开创了一条探寻价值的新路，而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
【灼见】
熊十力说：“知识之败，慕虚名而不务潜修也；品节之败，慕虚荣而不甘枯淡也。”
曾有革命党人认为武汉不适合发动革命，熊十力却驳斥道：“武昌者长江之上游，南北之枢纽，天下安危之所系也，兼有张彪等庸才为官帅，若能暗中策反军队，不数年大事可成。”此说后来果被验证了。
熊十力在《读经示要》中感慨：“做人不易，为学实难。”他在第一讲里说道：“袁氏首坏初基，军阀继之，贪污、淫侈、残忍、猜妒、浮夸、诈骗、卑屈、苟贱，无所不至其极，人道绝矣！”他又说道：“今世衰俗敝，有过五季，贪污、淫靡、庸暗、污贱、浮诳、险猜，毫无人纪，吾为此惧。”
1949年4月10日，即将去台湾的徐复观收到熊十力的加急长书，熊劝他不要去台湾，并在信中将不能去台湾的理由一一罗列：国军已是全无斗志，美国人的援助绝对是靠不住的，国民党小朝廷仍旧不思进取……
1950年春，熊十力抵达北京，政务院秘书长齐燕铭便专程到车站迎接。他谈起一路观感，顺口冒出“林彪心术不正，怕不得善终”之句，吓得旁人赶紧劝他不要再乱讲。
新中国成立后，统战工作者问道于熊十力，熊说：“存在的问题就是学习苏联，事苏联如祖，事斯大林如父，而对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避而不提，真是数典忘祖！”
熊十力说：“中国学人有一致不良的习惯，对于学术，根本没有抉择一己所愿学的东西。因之，于其所学，无有甘受世间冷落寂寞而沛然自足不顾天不顾地而埋头苦干的精神于中的生趣，如此，而欲其学术有所创辟，此比孟子所谓缘木求鱼及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类，殆尤难之又难。吾国学人，总好追逐风气，一时之所尚，则群起而趋其途，如海上逐臭之夫，莫名所以。曾无一刹那，风气或变，而逐臭者复如故。此等逐臭之习，有两大病。一、各人无牢固与永久不改之业，遇事无从深入，徒养成浮动性。二、大家共趋于世所矜尚之一途，则其余千途万途，一切废弃，无人过问。此两大病，都是中国学人死症……”
晚年，熊十力哀叹：“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楼面壁，忽逢十祀。绝无向学之青年，后顾茫茫……”但即便如此，他仍对未来寄予希望：“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游乎广天博地之间，将为世界文化开出新生命。”
【幻灭】
台湾学者林继平在《我的治学心路历程》中记述，国民党退守台湾之际，熊十力秘密到达广州，准备去香港或台湾。毛泽东得知消息后，立即电告林彪，让其在广州拦截熊。林彪与熊十力是黄冈同乡，尊称他为熊老师。熊无奈，只能随林彪回到武汉。林彪还召开欢迎大会，欢迎熊荣归故里。会后，即护送熊回到北京。
50年代初，熊十力在北京颇觉寂寞。他虽受到礼遇，但他的关于复兴中国文化、重振古代儒学的主张得不到采纳；而从学者也越来越少，昔目的友朋门生故旧聚首日渐稀罕。有过去对他执弟子之礼者，运动一来，竟说，我不知道熊有什么学问。
历次政治运动虽都没有触及到熊十力，但原来的老朋友很少有人再上门来了，熊十力颇感孤独，他曾对杨玉清说：“先还有些学生来谈谈问题，现在鬼都没有上门的了。”
50年代，陈毅去看望熊十力，他竟伤心地号啕大哭。陈毅问：“您老为何这么伤心？”熊答道：“我的学问没有人传哪！”陈毅深受震动，后来给上海高校的教师做报告时，他建议大家多向熊十力请教：“近在眼前的贤师，你们就去拜门，有人批评，就说是陈毅叫你们去的！佛学是世界哲学里的组成部分，一定要学。共产党讲辩证法，事物都要了解其正反面，不懂唯心论，又怎能精通唯物论呢？”
冯友兰在《怀念熊十力先生》一文中写道：“熊先生在世时，他的哲学思想不甚为世人所了解，晚年生活尤为不快。但在50年代他还能发表几部稿子。在他送我的书中，有一部的扉页上写道：‘如不要时，烦交一可靠之图书馆。’由今思之，何其言之悲耶！”
晚年，熊十力常要向统战部领导“汇报”自己的近况和思想动态，偶尔也在信中表一下态。1957年6月，他写信给统战部，说：“今天见报载，章伯钧自认造谣反党，真可耻可恨。”1959年2月则在信中写道：“昨年大跃进，中外欢腾。今岁更当一日千里。”但他的信更多的是生活方面的要求，如住房、吃饭问题等等。1960年11月，他致信统战部，要求吃粗面包，“上月承惠两次饼干，是上好的东西，而此物吃时总不觉得饱，所以愿吃粗面包。”1960年12月，熊突然便血，便写信给统战部说：“谨请予我一个宰好了的肥的母鸭子，看可救此症否？”并说：“素承厚意怜念老人，故敢常扰。”统战部向上级请示，得到同意后，熊十力得到了一只肥母鸭。
1963年，79岁的熊十力开始撰写《存斋随笔》。1964年12月，熊十力赴京出席四届政协一次会议期间，陈毅曾来看望，并对在场的熊氏子女说：“你爸爸是书呆子，让他写，把他的学术思想都写出来。”郭沫若来看望熊时，谈到《存斋随笔》印行的种种困难，郭亦极为无奈。知此书刊印无望后，熊十力说：“如果印若干本留存也不行，请退稿。”其后果然收到退稿，熊十力只好请封用拙（熊的文书）抄写一份留存。
老友韦卓民到上海看望熊十力，一见面，熊就号啕大哭，使韦深觉不安。
1965年夏，弟子习傅裕去看望老师熊十力时，发现先生明显地衰老了，目光不再如以前那般如炬，谈吐不再像以前那般滔滔，情绪也不再像以前那么激昂了。他一人独坐屋中，身穿褐色长衫，扣子全无，只用一麻绳作腰带，状若老僧。屋内墙上挂着三个大字书写的君师帖，从墙头一直贴到天花板，孔子居中，左右是两位分别是王船山和王阳明。
王元化回忆道：“我曾向他请教佛学，这时他已由佛入儒。在他起居室内，有三幅大字书写的君师帖。一居中，从墙头直贴到天花板上，上书孔子之位。一在右，从墙头往下贴，上书阳明先生。一在左，也从墙头往下贴，上书船山先生。他听我要学佛学后说：‘你学佛学做什么？现在没有人学这个了。’”
“文革”开始后，熊十力对红卫兵上街“破四旧”，随意闯入别人家中抄家，到庙宇教堂砸神像烧经书，十分反感，曾上书毛泽东表示反对。但信去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熊十力被抄家，造反派将他多年来珍藏的古代书籍、经卷、字画、手稿等，或撕毁或焚烧。熊十力视书如命，上前想从火堆中抢出一些古籍孤本，被人推倒在地。
北京一○一中学的红卫兵追寻到上海审问熊十力，问他知不知道刘少奇当年在庐山白鹿书院时有什么反动活动。面对众多问题，熊十力一律回答“不知”，又被视为态度顽固，受到批斗。
晚年，熊十力为自己订有“三戒”：不出门、不会客、不写信，衰年求静，聊以卒岁。在万般悲苦中，他曾作一联寄友人：“衰年心事如雪窖，姜斋千载是同参。”
后来，由于抄家、批判等变故，熊十力精神有些错乱，不断给中央领导写信，还经常写很多纸条贴在裤子上、衣帽上、门窗上，连袜子上，都写着对“文革”的抗议。为此，上街时常遭人围攻，但他却依然我行我素。
“文革”中，熊十力常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友布长衫，扣子全无，腰间胡乱地扎一根麻绳，独自一人到街上去或公园里，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