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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9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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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不至于听不见,然而他演说态度、声音与内容似乎与我第一个印象没有多大的出入”。

1924年,蔡元培在法国里昂宴请法国中法大学董事长欧乐,欧乐见餐桌上放着筷子和汤勺,说道:“你们不用刀叉,未免不方便吧。”蔡答:“早在3000年前,我们祖先也用刀叉;不过,我们中国人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觉得刀叉皆是可以杀人的凶器,吃饭时用它太不文雅。所以从商周时期就改用‘匕’(就是刀)和‘箸’(就是筷子),以‘匕’割肉,用‘箸’夹菜。后来,由于烹饪技术改进了,用筷子了。”欧乐说:“真是的,难怪你们中国人这样爱好和平。”

陈西滢回忆,蔡元培在伦敦时,应伦敦大学政治学教授怀拉斯之请到其家中做客,陈与徐志摩陪同。开始,陈、徐二人担任他们的翻译。当徐志摩说起蔡曾在法国寓居,能说法语时,怀拉斯夫人与女儿高兴地用法语对蔡聊了起来,蔡登时不能对答。陈西滢为了解围,只好说蔡在法国足不出户,求学是在德国,德文比较好。怀夫人、小姐听罢,因不能说德语,只好打住。怀拉斯一听便乐了,说自己到过德国,能说几句德语,于是他与蔡用二人都不十分熟悉的德语交谈了几句,最后还是无奈地对陈、徐二人说:“还是请你们来翻译吧。”

陈西滢与徐志摩陪同蔡元培参观油画院,看到了约翰逊博士的油画像,徐、陈二人便说其谈吐、骨气、生活状态很像吴稚晖。于是参观完毕后,蔡元培买了几张油画,并对二人笑着说道:“英国吴先生的画像也不可不买一张!”

此次蔡元培到欧洲考察,陈西滢才与蔡有了较为密切的接触。蔡、陈相处时,总有第三人在场。一日晚间在旅馆,大家都出去了,只剩下他们二人,蔡便陪着他恭恭敬敬地坐着。陈谈起了几个话题,但蔡一言半语便回答了,二人无话可说,只能相对呆坐。当时陈与蔡并不很熟悉,觉得很是害羞,心中着急,更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二人枯坐半个多小时,陈只觉得如几个钟头那样漫长。幸好有人回来,才解了围。

林语堂回忆,伦敦举行伯林敦中国名画展览,派代表来上海监选故宫博物院名画,代表之一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蔡元培也参与其事。一行人浏览时,伯氏滔滔不绝地对名画进行评价,这张宋画,看绢色不错,那张徽宗的鹅,无疑是真迹,墨色如何,印章如何等等。蔡不做评论,只是客气地说“是的,是的”。后来伯希和忽然打住了,若有所觉。林语堂讽刺道:“这是中国人涵养反映外国人卖弄的一幅绝妙图画。”

年轻时,蔡元培亦有豪放的一面。1897年,蔡元培因痛感清政府无能,常与同僚友人同饮,经常喝得酩酊大醉,醉后大骂同座。

蔡元培嗜酒,他说:“我父亲善饮,我母亲亦能饮,我自幼不知有酒戒。”他就餐时,常只喝酒不吃饭。程沧波回忆,在南京中央研究院时,他们一起就餐,蔡不吃饭,吃菜极少,但桌上必定一暖壶酒,大约四两,一人自斟自酌。喝完酒,接着吃几块面包了事。

陈西滢回忆,他与蔡元培同乘火车从南京北上,朱家骅特地送了几瓶南京老万全的香雪酒,让蔡在火车上饮用,结果途中蔡将酒全部喝完。

蔡元培每日早晚两餐必先喝酒。1935年大病前,他每餐必饮绍兴老酒一斤。病后医嘱禁酒,才减至四两,后逐渐又增加到半斤。居香港时,因夫人嘱咐,照顾其生活的王云五每日只让他喝一大玻璃杯绍酒。夫人周峻到港后,每日只让其饮半杯。后因无处购买绍兴酒,改为每餐喝白兰地一小杯。

蔡元培子女甚多,一年他为小儿子做“汤饼会”,座中有位从海外刚归来的北大校友笑着说:“我出国的时候,曾经叨扰先生的喜酒,今天回来,又逢先生做汤饼会,可算口福不小。只是不明白,先生年事很高,却时有弄璋之喜,不知是何道理?”蔡满面春风,笑答:“这没有什么,无非是研究得法罢了。”登时哄堂大笑。

每值“五四”,北大同学会必设宴款待同学,并邀请蔡元培参加,年年如此。蔡颇疲惫,一次戏语邻座曰:“吾辈此日真成吃‘五四’饭矣!”

萧劳记载,罗家伦曾给校长蔡元培写信,央蔡将女儿许配给自己。蔡复信一封,大意为:“婚姻之事,男女自主,我无权包办。况小女未至婚龄,你之所求未免过分。”此事在北大传为笑谈。

1927年,蔡元培、马叙伦代表浙江人民欢迎北伐军何应钦部早日进浙。何设宴招待,并向二人介绍俄国顾问蔡列班诺夫。蔡元培见顾问的名片上写着中文名字“蔡列班诺夫”,便笑道:“原来是本家。”

蔡元培一生与广东人结缘,他一生的生死荣辱均与广东人有关。蔡十七岁中秀才,当时的学台潘衍桐为广东人;二十三岁中举时的主考官李文田为广东人,广东新会人梁启超亦于时年中举,二人为同年;蔡早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广东人孙中山闹革命,中华民国成立后,任教育总长,时内阁总理为广东中山人唐绍仪;后因不满袁世凯,蔡又追随唐绍仪辞去教育总长一职;蔡病逝后,停灵于东华义庄,而距唐绍仪的殡房仅一间之隔;蔡病逝前,知交广东人王云五随侍在侧,去世后,幸得王置办棺木衣衾;蔡的治丧委员会中,代表国民党将民国国旗覆于棺木之上的吴铁城、俞鸿钧,代表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在追悼会致祭的许崇智、陈策,代表北大致祭的叶恭绰,均为广东人。

【婚姻】

《现代名人外史》记录,蔡元培青年未第时,曾从上虞宿儒王佐研习经学。王有妹,名惠如,知书能文,兼工吟咏,读蔡文心生爱慕,遂在其母前揄扬其才,意欲作茑萝之附。然其母嫌蔡家清寒,且蔡貌寝身癯,谓非寿者相,仅漫应之,而不为谋缔姻。后蔡连捷成进士,报至王宅,惠如不禁欣跃曰:“固知若人非池中物,今何如耶?”王母乃嘱咐王佐请人为其妹执柯,讵料蔡此时已订婚,王母闻言,始大懊丧。惠如郁郁寡欢,经岁竟殁。

蔡元培一生有三次婚姻,第一位夫人王昭为旧式女性,由蔡的同窗、王昭的姐夫为二人介绍,婚前二人未曾谋面。1889年,21岁的蔡元培与比其长一岁的王昭完婚。王有洁癖,生活节俭,性格淡泊;蔡却生性豪放、不拘小节,故婚后二人时有口角,且蔡一直在外求取功名,二人聚少离多,感情并不和睦。

经过近十年的磨合,蔡元培夫妇慢慢找到了夫妻生活的感觉。1900年,蔡元培受西方思潮影响,开始提倡男女平等,他撰写了《夫妻公约》,重新调整与王昭的关系,修复感情裂痕。至此蔡氏夫妇的婚姻渐入佳境,蔡告诉好友:“伉俪之爱,视新婚有加焉。”

王昭称呼蔡元培为“老爷”,自称“奴家”。蔡对这种旧式称呼极不习惯,对她说:“你以后可不要再叫什么‘老爷’,也不要再称什么‘奴家’了,听了多别扭哇!”王总是温顺地回答:“唉,奴家都叫惯了,总是改不过来呢。”

戊戌变法失败后,蔡元培毅然弃职携眷返回绍兴,走“教育救国”之路。回到家乡的王昭患上肝病,半年来常低烧不退,每日午后嗜睡,口常干渴,饮水后却又马上呕吐。然而,蔡元培却忙于办学,不能常伴王昭左右。

蔡元培到嘉兴议事,突然接到王昭病重的消息,顾不上吃午饭,便赶回家中请医问药。药煎好,王昭却仅能喝下两三口,多喝便开始呕吐,仍旧整日嗜睡。1900年6月5日,蔡元培的三弟去请医生,蔡则在房间门外不时看看王昭是否醒来。傍晚时分,医生尚未请来,用人进房间问王昭是否喝水,呼之不应,伸手探其鼻息已无,惊呼“不好!”蔡赶至床前抚脉,脉微动。等医生赶到时,王昭脉已平息,年仅35岁。

王昭去世后,悲痛万分的蔡元培写下饱含深情的祭文,称颂王昭有“超俗之识与劲直之气”,并万分自责地说:“早知君病入膏肓,当屏绝万缘,常相厮守,已矣,如宾十年,竟忘情乃尔耶?”

王昭生前曾问:“人死后之幽灵当居何处?”蔡元培在挽联中写道:“有子二人,真灵魂所宅耳。”

王昭去世时,蔡元培刚满34岁。夫人去世后,上门提亲的媒人络绎不绝。蔡不堪其扰,在书房壁上张贴征婚启事一则,提出择偶的条件:“(一)天足者;(二)识字者;(三)男子不得娶妾;(四)夫妻意见不合时,可以解约;(五)夫死后,妻可以再嫁。”消息传开来,媒人们顿时退避三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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