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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切著作中的孔子、孟子、朱熹仍十分崇敬，他甚至说他心中有三个偶像，第一位就是孔子。但胡適认为，新文化运动的最终一战就是要把孔家店的招牌摘下，砸碎了烧掉。不把孔家店砸个稀巴烂，新的思想无法生根，新的西方学理就引不进来，“再造文明”终究就是一句空话。
胡適打倒孔家店的本意，并非打倒孔子，而是打掉垄断人们思想的孔子，破掉的是儒家的宗教外衣。唐德刚讲道：“孔二先生孔家老店，搞垄断贸易，已搞了两千多年，把我们消费者压惨了。所以胡適要率领红卫兵‘打倒孔家店’。”
李济回忆，1948年胡適私下对朋友说：“今年是孔夫子两千五百岁的生日，我们应该给他过过寿，他对中国的贡献太大了。”但日后到台湾，胡適拒绝出任孔孟学会的会长，他认为我们应该用历史的眼光去体认孔子的伟大之处。但孔子既不是耶稣，也不是穆罕默德，我们不必像宗教的信仰去崇拜。
少年时代，胡適在梅溪学堂读书时，从二哥为他挑选的书中，读到梁启超等人的著作，受到了新思潮的影响。毕业前夕，同学王言借来一本邹容的《革命书》，与胡適等人轮流传看，大受鼓舞。晚上他们更是躲过舍监，挑灯夜读，轮流抄写。
日俄战争爆发后，上海黄浦滩上有一个宁波木匠周生被俄国水兵无故砍杀，但判决结果令民众大失所望。案件判决后，胡適与同学王言、郑璋一起写匿名长信，痛斥上海道袁海观。因对政府极为失望，胡適等人极不情愿到上海官厅去参加毕业考试，提前离开了梅溪学堂。
胡適在给朱经农的信中列举了新文学的八条原则：
一、不用典；
二、不用陈套语；
三、不讲对仗；
四、不避俗字俗语；
五、须讲求文法之结构；
（以上为形式的方面）
六、不作无病呻吟；
七、不模仿古人；
八、须言之有物；
（以上为精神的方面）
1916年10月，他写信给陈独秀，再次列出此八条（八条次序有变化）作为“文学革命”的条件。
1917年，时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的胡適，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倡使用白话文写作，引起巨大反响。后来唐德刚在《胡適杂忆》中说，胡適当时写那篇文章，原为在美国主编的《留学生季报》用的，只是抄了一份给《新青年》，不想却因此造成中国的新文学运动。
胡適留学归国后，发现离开中国的七年间，国内竟没有出版一本哲学方面的中文书籍。他在上海找了一整天，只找到一本《中国哲学史》，作者的见解也不过是：“孔子既受天之名”和“与天地合德”。胡適说：“（过去七年来）不但高等学问的书一部都没有，就是要找一部轮船上火车上消遣的书，也找不出！我看了这个怪现状，真可以放声大哭！”
胡適的考证方法对顾颉刚后来治学影响极大，顾说，他学会这套“治学方法”，是看胡適的《水浒传考证》一文，看出来的。
胡適用西方文学研究方法评价《红楼梦》：“《红楼梦》不是一部好的小说，因为书里没有一个PLOT（有头有尾的故事）。”他认为《水浒传》像英国的《罗宾汉》，“水浒传”应解作“湖畔强人”或“水边盗贼”。
胡適自称其思想在赫胥黎和杜威的路上。赫氏的思想教人怎样怀疑，教人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教人把一切思想都看成是待证的假设。
对于历史，胡適有名言云：“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胡適最爱写对联：“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
胡適说：“‘小我’是会消灭的，‘大我’是永远不灭的。‘小我’是有死的，‘大我’是永远不死，永远不朽的。‘小我’虽然会死，但是每一个‘小我’的一切作为，一切功德罪恶，一切语言行事，无论善恶，一一都永远留存在那个‘大我’之中。那个‘大我’便是古往今来一切‘小我’的纪功碑，彰善祠，罪状判决书。”
胡適就改造社会与改造人孰先孰后的问题与周作人发生争论，他说：“个人是社会上无数势力造成的。改造社会的下手方法在于改良那些造成社会的种种势力——制度、习惯、思想等等，改造社会即是改造个人。”
为了配合蒋介石政府的“新生活运动”，上海大学十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一文，既反对复古，也反对模仿英美及苏俄，主张建设中国的本位文化。此文发表后，引发“五四”以来的文化大论战。胡適发表评论文章，认为他们的主张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翻版，而“中国旧文化的惰性实在大得可怕”，所以不必为“中国本位”担忧。他说：“政府无论如何声明，终是不配做文化的裁判官的。”
胡適坦言：“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但我同时指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例如中国人接受了基督教的，久而久之，自然和欧洲的基督教不同，他自成一个中国的基督徒。又如陈独秀先生接受共产主义，我总觉得他只是一个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和莫斯科的共产党不同。现在的人说折中，说中国本位，都是空谈。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若我们自命做领袖的人也空谈折衷选择，结果只有抱残守缺而已。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
胡適曾赞成全盘西化，但很快又撰文否认“全盘西化”，他说自己的主张是“充分世界化”。
胡適提出的诸多理论，至今被世人引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中国需要医治贫穷、愚昧、贪污、疾病、扰乱，而不是革命；宪政是宪政的最好训练等等。
江冬秀带儿子胡祖望出门，碰上蒙古王公出殡，造成拥堵。胡祖望见此情形，对江冬秀说：“妈，你死了就埋掉，绝不摆仪仗阻碍交通。”江听罢极为气愤，回家将此事告诉了胡適。胡適听罢，认为儿子言之有理，但又不好直接说明，只是说道：“我要写个遗嘱，到我死后，把身体送给协和医院做解剖用。”江听罢，大为生气。
罗尔纲回忆，胡適在中国公学时，兼容并包，有蔡元培的作风。当时中国文学系，有王辏г说难碜诨艚滔惹毓盼模凶笈勺骷野邹苯滔肪纾兄挥行⊙П弦档那嗄曜骷疑虼游慕绦∷凳宰鳎劫┤绾头脬渚坦诺涫士贾ぃＵ耦旖涛餮笪难贰Ｂ健⒎搿⑸虻哪炅浔纫恍┭剐 ５笔被褂幸晃�60岁左右的学生，因仰慕胡適而来求学。
50年代初期，唐德刚问胡適：“胡先生，汉字要不要改革？”胡答：“一定要简化！一定要简化！”当时大陆正在大肆批胡，但胡却对大陆的汉字简化颇为关注，“简字表”一出，胡立即让唐给他送去，每张都细细阅读，称赞不止，心平气和，言出由衷，令唐万般心折。后来，唐再问：“汉字要不要拉丁化？”胡答：“兹事体大！兹事体大！”
【向学】
儿时，胡適几乎不知嬉戏，而只知看书，与小伙伴玩耍时，也总是扮演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他常用竹纸蒙在小说的石印绘像上，临摹书上的英雄美人。一次，先生发现他的临摹后，将其大骂一顿，并撕毁了他抽屉里所有的图画，从此胡適再不绘画。
当时儿童的发蒙教育就是教念书，先生不做讲解。母亲为了让胡適好好读书，就多给先生交学金，别人只交两元，母亲交六元，以后逐年增加。先生在教学时，也特别为胡適逐字逐句讲解。一次，胡適的一个同学家请先生给父亲写一封家书，这位已经读了四年书的同学将写好的家书偷偷拿出来看，忽然问胡道：“贰庑派系谝痪洹盖状笕讼ハ隆鞘裁匆馑迹俊焙m这才明白母亲多交学金的好处。
胡適能成为学者，得益于父亲留下的遗嘱。其父曾给胡母和四个儿子各留一份遗嘱，给胡母的遗嘱说胡適天资聪明，令他读书，给胡適的也是让他努力上进。正因了父亲留下的这几份遗嘱，掌握胡家财政大权的胡適二哥才将14岁的胡適带到上海求学。
到上海后，胡適先后在梅溪学堂、澄衷学堂及中国公学就读。他说：“在我停留在上海的时期内，我经历过三个学校，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