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蠹一固感σ蛔饲樯性冢隳训劳寺穑俊背露佬阄锶砩嫌种饰实溃骸暗阄尾渭由坪蠡嵋椋俊焙m说：“以和平方式解决南北纷争而已。”陈独秀又言：“段祺瑞是帝国主义之走狗，难道你不知道？”胡適反问：“何为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安在？”陈独秀笑着说：“所以你我为不同阶级。”
1949年2月15日，胡適在上海与竺可桢见面，竺可桢在日记中记载：“适之对于中共与中央和谈之成功甚悲观，但谓北京之解放未始非福。渠不久将赴美国，或将赴台湾一转。”
【议政】
在美国留学时，胡適曾对美国政治进行过研究，他曾经历过两次美国总统大选，这些经历使他一生虽然甚少参与实际政治，但对政治始终有着“不感兴趣的兴趣”。他认为，“这种兴趣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
总统黎元洪曾颁发勋章给胡適，胡適在报刊上登启事道：“4月5日的《益世报》上登出新颁发的大批勋章，内有：‘胡適给予三等嘉禾章’一项，如果这个胡適是我，还是请政府收了回去罢。”
1922年，胡適与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陶孟和、梁漱溟等十六名学者联名发表胡適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要建立“好政府”。此文引发了一场关于“渐进与革命”的论争，王振钧、郑振夏等人问：“是取革命手段呢？还是取改良手段呢？还是先破坏后建设呢？还是在恶基础上面建筑‘好政府’呢？”胡適回答说：“我们可以用你们自己的话来做答案：‘最好双方分工并进，殊途同归’。可改良的，不妨先从改良下手，一点一滴的改良它。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次年，吴佩孚支持王宠惠组阁，罗文干、汤尔和等人入阁，这届政府被称作“好人政府”。但是，这个“好人政府”只维持了七十三天就下台了。而胡適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初认为“好人政府”不等于“好政府”，后又认为王宠惠太吝啬，实在算不得“好人”！
胡適主编《独立评论》时，每周一总是工作到深夜，三年来均如是。江冬秀总是责怪他不注意身体，胡適说，一星期之中只有这一天不为吃饭不为名誉，只是完全做公家的事，“所以我心里最舒服”。
胡適始终支持汪精卫。1944年，汪精卫去世后，胡適在日记中写道：“汪精卫死在日本病院里，可怜。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
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回忆，胡適曾对他说，“应该拨给共产主义者一个省去实验他们的主张，如果证明切实可行，其他各省可以效仿。”罗尔纲也记得，胡適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把东北让给中国共产党，让他们去试验共产主义，试验好后，再进行推广。但此文没有刊发。
抗日战争胜利后，胡適居留美国未归时，曾致电毛泽东，劝毛放弃武力斗争，改用和平奋斗方式，学取英美在野党的榜样，耐心等候将来取得政权。毛泽东未予置复。不久进入到解放战争阶段，胡適回国任北大校长，此时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把他对国是的意见向共产党提出。胡適回答：“我给毛泽东的电报，他到今天还没给我回电，我怎么能再向他提出意见呢？”但胡適从来不公开发表反对共产党的言论，对于国民党的报纸把共产党称作“共匪”，他一直表示反对，他说，人家是一个政党，怎么能称之为“匪”呢？
有人问胡適，如果他真被提名当选总统怎么办，胡適答：“如有人提名，我一定否认；如果当选，我宣布无效。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当然有不当总统的自由。”
晚年，胡適公开对美国媒体说，他对“自由中国”的期待当然也包含大陆在内，他反对“两个中国”，也反对“一中一台”。
【际会】
毛泽东在北大担任图书馆助理管理员期间，在听胡適演讲时，斗胆向胡適提过一个问题，但当胡適得知他是未注册的学生时，拒绝回答他的问题。
此后，毛泽东与萧三等人经北大教授杨昌济（杨开慧之父）介绍，专程去拜访过胡適，与胡適讨论新思潮的各种问题，并以新民学会在京会友的名义，邀请胡適讲演，解答问题。
在是否出国留学的问题上，毛泽东曾经征求过胡適的意见。1920年，毛泽东在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一些人只是一种‘谜’。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明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適和黎邵西（锦熙）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適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
“五四”时期，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毛泽东支持胡適。当时毛在湖南长沙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并拟定了一批待研究的“问题”，如“孔子问题”、“东西文明会合问题”、“经济自由问题”、“国际联盟问题”、“杜威教育说如何实施问题”、“中等教育问题”、“女子交际问题”、“贞操问题”、“国语问题”、“司法独立问题”、“联邦制应否施行问题”等等。
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他与胡適的交往仍相当密切，他在写给胡適的信中恭敬地对这位只比自己大两岁的学者谦称“你的学生毛泽东”。
《西行漫记》记载，1919年，毛泽东在回湖南前夕，曾专程去拜访胡適，“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胡適欣然接受，表示尽力给予支持。毛回到湖南后，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胡在《每周评论》中发表文章说：“现在新出版的周报和小日报，数目很不少了……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湘江评论》的长处似乎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实是现今一篇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的乐观。武人统治天下，能产生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1920年1月15日，毛泽东就准备筹备湖南“工读互助团”一事，前去拜访胡適。他计划“在长沙要创办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自修大学的名字是胡適起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日后，胡適在日记中追忆此事：“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去了。”
1920年4月，毛泽东领导的“驱张”（湖南督军张敬尧）运动胜利后，他马上致函胡適报告“驱张”后的形势：“适之先生：在沪上一信，达到了吗？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適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1938年，毛泽东在鲁艺讲话时说：“夏天的晚上，农夫们乘凉，坐在长凳子上，手执大芭蕉扇，讲起故事来，他们也懂得胡適之先生的‘八不主义’，他们不用任何典故，讲得故事内容却是那么丰富，言辞又很美丽。”
抗战刚胜利时，胡適从美国发电报给毛泽东，希望他“爱惜中国前途……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但毛没有回应。
一天，季羡林到校长办公室找胡適，一名学生走进来对胡说：昨夜解放区广播电台曾对他专线广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后，将任命他为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的馆长。胡適听后，既不激动，也不愉快，只是微笑着对那个学生说：“他们要我吗？”北平被围困后，毛泽东曾说：“只要胡適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適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