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糯φ倏募钦呋嵘希m忍不住发了一通感慨：“约我谈学生运动，我觉得很惭愧。过去的时间大部分都用在油盐柴米上，弄房子，修房子，替先生找宿舍，替学生解决生活问题，对学生没有负起指导的责任来。”《申报》曾经有一篇《北大经济危机教授透支达4亿元》的报道，说北大有180余名教授透支4亿元，其中最多的有600余万元，总共每月付利息5000万元。记者又问及胡適本人的生活状况，胡適给记者算账说：“去年（1946）7月校长薪津可得28万元，折合美金100多块钱。现在虽已调整近百万元，但折合美金，每月仅得35美元。”他的秘书郑天挺补充说：“胡校长每天薪水合1块2角美元。”此时胡適也还要靠一些银行的朋友们拆借维持生活。几个月后，《申报》的记者再次采访他谈教育改革的计划，胡適直截了当地说：“教授们吃不饱，生活不安定，一切空谈都是白费。”
邓嗣禹回忆，向达当着众人之面责问胡適：“胡先生，您把北大所有的图书经费，用去买《水经注》。我们教书的几无新材料做研究工作，学生无新教科书可读，请问这是正当的办法吗？”胡適无言以对。
1947年9月23日，胡適主持北大教授会，商讨北大未来10年的发展规划。回家后，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做了两个半钟头的主席。回家来心里颇悲观，这样的校长真不值得做！大家谈的想的，都是吃饭！向达先生说的更使我生气：‘我们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那有工夫去想10年20年的计划？10年20年后，我们这些人都死完了。’”
1948年底，解放军大兵压境。12月15日，胡適携夫人乘坐国民党的专机匆匆南下，随身只带着正在校勘的《水经注》稿本和视若生命的十六回残本《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已经收拾好的一百多箱书籍无法带走。临行前，胡留下一便笺：“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
1948年12月17日，是北大建校50周年，也是胡適57岁生日，但胡適已于两天前离开北平。他在南京中研院内举办的北大校庆纪念会上痛哭失声：“我绝对没有梦想到今天会在这里和诸位见面，我是一个弃职的逃兵，实在没有面子再在这里说话。”会场一片凄然。
胡適到南京后，胡寿民前去拜访，胡適凄然地自言自语道：“我对不起我的同事，我一个人出来了，把他们丢掉了。”又望着窗外大雪，喃喃道：“前方战士打仗好苦啊！”
季羡林写道：“听说，他（胡適）离开北平后，曾从南京派来一架专机，点名接走几位老朋友（按：名单中有汤用彤、徐炳昌、马衡等人），他亲自在南京机场恭候。飞机返回以后，机舱门开，他满怀希望地同老友会面。然而，除了一两位（按：有名单中没有的毛子水）以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没有走出机舱。据说——只是据说，他当时大哭一场，心中的滋味恐怕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1948年底，离开北平后的胡適他不无自责地对司徒雷登说，他痛悔抗战胜利之后这些年没有把精力、才能用在思想方面，而是自私地埋头于学术活动。司徒雷登看到，那一刻“他的眼中噙着泪水”。
胡適离开北平时，没有带上小儿子胡思杜，谁知这一别便是永别。1958年，胡適从香港得知儿子自缢的消息，但他将信将疑，在遗嘱中，还为这个小儿子留下了一份小小的遗产。1962年，在胡適的葬礼上，江冬秀向大儿子胡祖望问起胡思杜，胡祖望才将弟弟去世的消息告诉母亲。而胡適直到去世，仍不知道这个小儿子已经先他离开人世。
1949年以后，胡適在美国的生活颇为窘迫，没有秘书，出外挤公车，所有家务都只能自己做。他本准备赴英任教，但因为英国政府承认中共政权，他便拒绝前往；美国某前财政部长准备请他到匹兹堡大学讲座一年，年薪万余元，并为他建房，被他拒绝；许多学校曾请他任教，也被他拒绝；他最困难的时期，台湾当局曾送给他6万美元宣传费，他亦悉数退回。在美国8年多，他几乎没有固定收入，只能靠稿费、版税、储蓄勉强度日。但即便如此，胡適拒绝申请美国绿卡。唐德刚回忆：“记得有一次我开车去接他，但是电话内我们未说清楚，他等错了街口。最后我总算把他找到了。可是当我在车内已看到他，他还未看到我之时，他在街上东张西望的样子，真是‘惶惶如丧家之犬’。等他看见我的车子时，那份喜悦之情，真像三岁孩子一样的天真。”
1956年秋，胡適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客座教授一学期。张充和回忆：“我在图书馆做事，图书馆里的人不知道什么胡適不胡適啦，叫他填表，他从来不会填表，以前他要什么书，都是学生送到他家里去的。他填不好表，我看见了，就请他坐在一个桌子旁，问他要什么书。他要什么，我给他拿。”
胡適晚年在美国，常去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看中文报纸，看得极为仔细，连副刊都不放过，夏志清说，胡此举“比他太太靠打牌消磨岁月，实在好不了多少”。唐德刚亦曾感慨：“胡適之的确把哥大看成北大，但哥大并没有把胡適看成胡適啊！”
在美国，胡適的住处治安不好，常有小偷光顾。江冬秀日以继夜地打麻将，胡適并不制止，因为家中客人来来往往可以让小偷止步。他也乐于和唐德刚等年轻的留学生来往，他们的来访不仅可以防盗，而且也为雇不起用人的胡氏夫妇充当免费司机和搬运工。在美国时，胡適曾不止一次声调凄凉地告诫唐德刚：“年轻时要注意多留点积蓄！”
1957年春天，胡適在纽约因胃溃疡大手术之后，立下了英文遗嘱，幻想“光复大陆后，北大成为自由大学时”，他留在北平的102箱书捐给北大。他此刻已感觉到，今生今世是不可能再回祖国大陆了。
是年11月初，赵元任听说“中央研究院”欲聘胡適为院长，便打电话劝胡適应允。因为此前胡適曾对他说：“我老了，已到了退休年纪，我有一点小积蓄，在美国只够吃两三年，在台北或台中可以够我坐吃十年而有余。”
胡適在美国收入日绌。他坚持著述有论必有据的原则，他对唐德刚说：“人家都以为我胡適写文章，总是下笔千言，一挥而就。其实我写起文章来是极慢极慢的。”吴国祯一次对唐说，胡適之一定要回台湾。唐问何以见得，吴答：“他告诉我他一篇讲演稿子要写两三个礼拜，他如何能在美国谋生？”而彼时吴在美国正以讲演谋生。
记者常君胜在《三十年前“夜访胡適谈三事”追记》一文中写道，雷震案发生后，他去采访胡適，他问道：“如果军法复判局传胡先生出庭，你愿不愿意去作雷震的‘品格证人’？”胡適两眼瞪着常，没有立即回答，半分钟后，一拍桌子，严肃地说：“我愿意出庭做证！”接着，胡適又激动起来：“十一年来，雷震办《自由中国》，成为言论自由的象征，现在不料换来的是十年的坐监，这……”说到这里，又重重一拍桌子：“是很不公平的！”常君胜的报道很快刊发，他听小道消息说，蒋介石看到这篇特稿后，气得拍桌子说：“胡適之竟要出庭给雷震做证！”
报道见报后，时任“行政院秘书长”的陈雪屏对报社的发行人余纪忠说，雷震案发生后，胡適启程回台湾，他们“怕胡先生回国时心情激动，会说出些不中听的话，才特别推毛子水先往东京等候，和胡先生同机返台，途中将最新情况恳切说明，最重要一点是无论如何不要接见记者，发表任何谈话”。他们这样做，是“想让事情冷一冷，等老先生（指蒋介石）气平下来，再相机进言，雷儆寰也许可以早点出狱”。胡適本已答应，“都是你们那个常某某，一再用各种问题刺激胡先生发了脾气，我们在一旁听得很清楚，话既出口，着急也没有用”。“现情形弄得很僵，胡先生请见总统久无下文，辞公（陈诚）、岳公（张群）都不敢进言，营救雷震的事恐怕更难了！”
董桥曾撰文说明胡適为什么不去狱中探望雷震：“事过四十多年，郭际冈信上说，胡適太了解蒋介石的个性了，他知道只要他到监狱去探望雷震，蒋介石肯定会对雷先生采取更严厉的报复，连家人可能都遭殃。”
1959年，胡適在日本东京接受记者司马桑敦采访时，曾有一段分析大陆学者吴虞的话：“在五四运动前后，他被指为左派，后来变为中间偏左，而逐渐地中间偏右，现在则成了右派，左右挨打，站在夹击的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