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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无端玩古董，闲来随分种胡麻。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其二云：“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著袈裟。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常风回忆，1938年夏，到北平接家眷的叶公超受中研院与北大之托，劝周作人南下。叶在北平的两个月间，多次劝说周南下，但每次周总以南下有种种困难为由推脱，并请叶代为向在南方的朋友们说明。叶离开北平的前一日，到周宅辞行，临别时，周一直送至街口，时天色已晚，常风在汽车里“隐隐约约看见周作人孤单单地站在那里。一阵秋风落叶扫地而过，他还兀然不动望着即将开动的汽车向我们挥手。我感到一阵说不出的凄凉。车子开后叶先生和我好半天都没说话……车子开到大街上后叶先生才叹了一口气，‘苦雨斋将来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
1954年1月3日，这天是周作人的七十大寿（虚龄），他在日记中写道：“生日照例是不幸的日子，甚为不快，不知何时得脱此苦也。”
【人本】
周作人幼年与祖母蒋氏（其父周伯宜的继母）生活，对祖母很是同情，他回忆：“我的祖母……在有妾的专制家庭中，自有其特别的苦境……那种苦忍守礼，如不坐石条，不饮龙眼汤的事，正是常有。至于生平不见笑容，更是不佞所亲知灼见也。”
由于祖母的际遇，周作人对祖父很是不满，他于晚年回忆，一次祖父骂祖母“长毛嫂嫂”，还含糊地说了一句房帏隐语，祖母便哭了起来，说：“你这成什么话呢？”周当初并不懂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祖母一家曾陷入太平军中，祖父说的便是此事。明白之后，他“对于说这样的话的祖父，便觉得毫无什么的威信了”。
周作人祖父的妾潘姨太是北京人，喜欢京剧。在花牌楼时，她偶尔找来《二进宫》之类的石印戏本，让周作人帮她描一本，自己也按上年的小字抄一本。潘姨太当时刚过三十岁，却要陪着一个监狱里的老头虚耗青春，年少的周作人心里对她生出许多同情。
虽然几乎每次家中的风暴都是潘姨太惹起来的，也带给祖母许多困碍，但周作人认为：“以平常的妇女处在特殊的环境里，总会有这种情形，这是多妻的男子的责任，不能全怪被迫做妾的人……”
周作人从小就关注女性命运，除了祖母、潘姨太，邻家拒婚茹素早卒的少女、杨三姑等也给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成为他日后格外关注旧时代女性命运的原因。
由于周遭女性的遭遇，周作人憎恨蓄妾的男子，也因此，他日后对长兄鲁迅和三弟周建人颇有微词。他在山中杂信中说：“我平常有一种偏见，以为做不必要的恶事的人，比为生活所迫，不得已而做恶者更为可恶；所以我憎恶蓄妾的男子，比那卖女为妾——因贫穷而吃人肉的父母，要加几倍。”基于以上原因，他对提鸟笼的人也极为反感，认为“同缠足一样是痛苦的赏玩，是一种变态的残忍的心理”。
周作人大姑去世后，其女儿珠姑因不堪同父异母兄嫂的虐待，与一个茶房店伙私奔，做了那人的妾。一年，珠姑托人给鲁老太太带来一些礼物，说想念外婆家，希望能让她前来走动。鲁老太太与家人商量后婉辞谢绝了。周作人晚年提及此事很是后悔，他说：“我家自昔有妾祸，潘姨刚才于两年前出去，先母的反感固亦难怪，但我们也摆起道学家的面孔来，主张拒绝，乃是绝不应该的，正是俞理初的所谓虐无告也。回想起这件事，感到绝大的苦痛，不但觉得对不起大姑母，而且平常高谈阔论的反对礼教也都是些废话。”
周作人的叔叔伯升只比周大两岁，二人自小一起上书房念书，后又一起到南京上学。1904年，周作人的祖父去世，当时作为长子的周作人父亲早已去世，长孙鲁迅在日本留学，周作人便顶替了祖父葬礼中“孙子”的位置。不久，叔叔伯升从学校回来奔丧，周作人本以为自己可以卸任了，但却未得到许可。周作人不知道是因为礼教的规定还是仅仅因为伯升是庶出，他认为，如果仅仅是后者，那对伯升实在是极不公平的。周作人与伯升关系一直很好，伯升37岁早逝，周作人很是为之叹息，晚年在回忆录中亦多次谈及。
周作人很注重对儿童心理的研究，他多次指出中国的儿童书籍太少，不能满足孩子们的要求，到晚年，他为自己当初没有学习绘画，不能为儿童们画画而遗憾。他还从《太平广志》中为儿童玩偶找出了中国名字——“新妇子”。
冯至曾对静远说，周作人在男女关系上比较开明，北大某教授曾写信追求一女学生，女学生将信件公开，某教授被免职。周作人曾为之鸣不平。
周作人评价中国书籍有一条独特的标准，就是看作者“对待人的态度”，特别是“对待女人、儿童的态度”。依此标准，中国书籍中惟有《红楼梦》是好的，《西游记》和《聊斋志异》可以给儿童带来快乐，故可以一读。《水浒》中，他最喜欢鲁达，最憎恶武松，因为武松嗜杀，杀嫂子，血溅鸳鸯楼，虽是中国传统的英雄，在他看来则是狗熊；而鲁达在水浒英雄中杀人最少，仅为一人，这一人还是因无奈和失手。
周作人晚年常写文章责备鲁迅“娶妾、多妻”，孙郁认为，周之所以对长兄如此苛刻，“一是因羽太信子之故而结下的怨恨；二是从朱安的角度考虑问题，觉得朱安太可怜”。
【雅趣】
周作人在八道湾的寓所苦雨斋，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里是当时文学界名人雅集的地方，认识的，不认识的朋友，都可以前来，“推门即入，不拘形迹”（张琦翔语），经常前来的名士有钱玄同、刘半农、黎子鹤、马季明、徐祖正、俞平伯、沈尹默等人。
张中行回忆，周作人以态度温和著名，他的苦雨斋从不将访客拒之门外，每有人来，总是客气接待，对坐在椅子上，不忙不迫，细声微笑地谈闲话。“几乎没有人见过他横眉竖目，也没有人听过他高声呵斥。”
周作人好饮茶，尝言，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尘梦。
在《雨天的书·自序一》中，周作人说：“今年冬天特别的多雨……在这样的时候，常引起一种空想，觉得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是颇为愉快的事。不过这些空想当然没有实现的希望……只好随便写一两行……聊以对付这雨天的气闷光阴罢了。”
周作人常在散文中提到各地饮食，他晚年作品《知堂回想录》中更是有一章“路上的吃食”专门谈在各地求学时吃过的风味小吃。后钟叔河辑录《知堂谈吃》一书，在序中说：“谈吃也好，听谈吃也好，重要的并不在吃，而在于谈吃亦即对待现实之生活的那种气质和风度。”
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发表后，刘半农认为周的诗虽然不错，却“撒了谎”：周不会作画，从不写草字；玩古董有些瞎吹，种胡麻更非事实；寒斋不寒，炉火很旺；苦茶不苦，你若去吃，定是三炮台香烟和法国面包点心。
【性情】
周作人出生的那天，他的一位堂房叔叔夜半归来，走进内堂门时，似乎看见一个白须老人站在那里，转瞬就不见了。后半夜，周作人便呱呱坠地。堂叔看见白须老人的传言不胫而走，传来传去，白须老人竟变成了老和尚。从此，周作人便被传言是老和尚投胎转世。周后来亦自承是一个和尚。
生病住院期间，周作人读了大量的佛经。从《鲁迅日记》得悉，鲁迅去探病时，常给他带去佛经，还特地去给他买过经书。他的早期作品常谈佛理，如《山中杂信》、《胜业》、《谈戒律》、《释子与儒生》等。但从上世纪40年代直至其去世的20年间，其作品再难觅与佛理有关的言论，研究者认为，这大概与他晚年对现实的顿悟有关。
儿时，鲁迅对周作人说长庆寺的佛像有许多手，手里拿着各种东西，其中还有骷髅。周当时并不明白骷髅的意思，经鲁迅解释后，他感到非常恐惧，以后到寺中去都不敢正眼看佛像。父亲病时，周作人兄弟三人常听父亲讲《聊斋》，周记得其中有一种叫“野狗猪”的怪物，兵乱后到死人堆中，专门吃人的脑髓，当他听到父亲说肢体不全的尸体一起站起来，惊呼“野狗猪来了，怎么好”的时候，觉得实在阴惨得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