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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
周作人幼时，与妹妹端姑睡在一个房间里。一次，周觉得妹妹的大拇脚趾很是可爱，便一口咬了下去，疼得妹妹大哭起来，大人闻声赶来，才知道是周的恶作剧。当时周作人正患天花，传染给了妹妹，周后来痊愈，妹妹却不幸夭折，去世时不满周岁。
邻居李家住着一个四五十岁的房客，个子很高，却留着细小的辫子，戴着一顶方顶的瓜皮帽，样子很滑稽。一次，有户人家嫁女儿，大家都去看新嫁娘，此人也在围观的人群中。周作人偷偷走到他后面，扯他的小辫子，由于辫子深压在帽子里，一扯动，帽子便飞了。此人也不生气，回头问周道：“人家连新娘子也看不得吗？”周作人见他的态度极好，下次便不再和他开玩笑了。
少时，周作人在杭州花牌楼陪伴入狱的祖父时，首先遇到的烦恼事就是被臭虫咬。臭虫咬人既痛又痒，还起很大的肿块。周将一盘凉水放在床前的地上，在床上尤其是帐子的四角和两扇的缝合处找臭虫，找到后便将臭虫拨到盆中，不一会儿盆里就浮满了臭虫。另一件事就是挨饿。当时周十二三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日三餐之外，下午照例有一条糕干作为点心，但周总是不够吃。他回忆道：“没有别的办法，我就来偷冷饭吃，独自到灶头，从挂着的饭篮内拣大块的饭直往嘴里送，这淡饭的滋味简直无物可比，可以说是一生吃过的东西里最美味的。”
在周作人的记忆中，父亲伯宜公从不打小孩，但周建人却在《鲁迅故家的败落》中回忆，父亲唯一一次打孩子就是打了周作人，原因是周作人与凤升叔（即伯生）吵架，“祖父听到后生起气来，对我父亲说：‘伯宜嗬，我和你约法三章，凤升不好归我教训，寿不好归你教训’，说着拖了凤升叔进屋去了，父亲……便扯了二哥到大堂前……要二哥朝着牌位跪下，一边打一边骂：‘打死你这不肖子孙！周家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子孙？’这是我父亲第一次打孩子，也是唯一的一次。我二哥不久就好像完全忘记了这件事……”
周作人的祖父好骂人，上至昏太后、呆皇帝，下至子侄儿孙，无不痛骂，平常不骂的人只有姨太太和小儿子伯升，一次，伯升在学堂考了倒数第二，周作人考了第二，他骂道：“阿升这回没有考背榜，倒也亏他的。阿櫆考了第二，只要用功一点本来可以考第一的，却是自己不要好。”
少时，周作人、周建人，以及本家的两个叔叔周冠五、周呜山去周作人的大姑德姑姑家看潮。一路上，四个少年故意站在船侧两舷，将船摇晃得此起彼落，颠簸不堪。德姑姑的女儿吓得大哭，德姑姑出声制止，但四人却不买账，仍将船晃得像醉汉一样，一直到下船才停止。
四个人在德姑姑家的楼上住下，德姑姑待客很热情，每餐给他们做四大盘四大碗的全荤菜，盛一桶米饭。为了捉弄德姑姑，四个人商量出一个办法，有时将四大盘吃干净，四大碗不动；有时又将四大碗吃干净，四大盘不动；有时则只吃饭而不动一筷子菜；有时将一桶米饭全吃光，有时只吃半桶，有时却又颗粒未动。楼上设了两张床，德姑姑让他们两人睡一张，但他们全挤在一张床上睡，另一张空着。德姑姑怕他们晚上饿，给他们每人准备一盒点心，他们却故意半夜假装抢东西吃而发出打斗的声音，慌得德姑姑忙披衣上来查看，他们却又寂静无声地假装睡熟了。
德姑姑在楼上设了一个便桶，方便他们夜间之需，但他们却成天待在楼上，让他们上街，不去，看戏，也不去。大小便无论日夜都撒在便桶里，还不让用人去倒，一定要等便桶盖浮起来了，才让老妈子用粪勺，一勺一勺地撒出去。气得德姑姑恨恨地说：“你们这班恶客，我该不邀你们来！”但到他们真要走时，德姑姑却又深情挽留。
一年夏天，德姑姑回娘家拜祭生母，午后已隐隐有雷声，天气极不好。但因继母蒋老太太的一句玩笑话，德姑姑起了误解，一定要回家去，众人怎么劝说也不肯听，说：“死也得去！”说罢便出门坐上了回家的船。没过多久，狂风大作，电闪雷鸣，暴雨如注，晦黑如夜。傍晚，噩耗传来，德姑姑在暴雨中落水，尸身次日才被捞起。
父亲去世，大哥鲁迅到南京求学，家中收租完粮的任务便落到周作人头上。周对这种生活很是失望，有一段时间，他在街头游荡，“几乎成了小流氓”。他结识了一名人称阿九的小“破脚骨”（小流氓），两人一起闲逛，但并不真去惹事。游荡到半夜，两人就近吃点夜宵。一次，他们在一位寿材店老板开的荤粥店吃粥时，阿九忽然正色问道：“这里边你们下了什么没有？”店主愕然不知所对，阿九这才慢慢说道：“我想起你们的本行来，生怕这里弄点花样。”暗示店主在粥里下了毒药，店主不禁失笑。这种便是小“破脚骨”的一点把戏，周作人说：“我从他的种种言行之中，着实学了些流氓的手法。”
周作人与几位友人从上海出发到日本留学，到上海后，他们住在一家旅店。当时几个人正是年轻气盛，主张打倒迷信，破除敬惜字纸的陋习，所以上厕所时总是用报纸擦拭，引起了其他客人的嫌恶。旅店的住客联合抗议，对他们说愿意提供上厕所用的草纸，请勿再用字纸。几个人没有办法，只好屈服。
【婚恋】
1897年正月，周作人到杭州陪伴羁押在杭州府狱中的祖父。在这里，他遇到了自己的初恋，隔壁姚家的养女，一位姓杨，人称“阿三”（三姑娘）的女孩。
周作人从不曾和三姑娘交谈过一句，也没有仔细看过她的面貌姿态。在他的记忆中，三姑娘“仿佛是一个尖面庞，乌眼睛，瘦小身材，年纪十二三岁的少女，并没什么殊胜的地方”，但却是他“对于异性的恋慕的第一个人”。每次三姑娘抱着猫来看他写字，他便“不自觉地振作起来，用了平常所无的努力去映写，感着一种无所希求的迷蒙的喜乐”。
有一天，潘姨太发泄她对姚姓一家的憎恨时说：“阿三那小东西，也不是好货，将来总要落到拱辰桥去做婊子的。”周并不明白婊子的意思，但他当时听了便想：“她如果真是流落做了婊子，我必定去救她出来。”
因母亲生病，大半年后，周作人回到绍兴。过了一个月，仆人阮升回绍兴，带给周一个让他震惊的消息：“杨家的三姑娘患霍乱死了。”周“很觉得不快，想象她悲惨的死相，但同时却又似乎很是安静，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
周作人对少年时在花牌楼的日子和三姑娘念念不忘。晚年，周作人写道：“我与花牌楼作别，已经有六十多年了。可是我一直总没有忘记那地方……”
1900年，周作人在绍兴娱园遇见了与他同年同月生的表姐郦，顿时心生爱慕，但郦表姐自小已定下亲事，周只能单相思。一次，周作人与一些小兄弟溜上楼找东西吃，无意中看见她的一件雪青纺绸衫，不禁穿上跳起舞来。后来，周读到一首日本诗歌《绛绢里》，描写一个男子接触到已故女友衣服时的感受，不禁产生了共鸣。郦表姐命运多舛，婚后因病早逝，只留下一张照片放在鲁老太太那里。
周作人东渡日本后，鲁迅将他接到自己寄宿的伏见馆住下。刚到伏见馆，他便遇到了馆主的妹妹、兼做下女的乾荣子，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前来帮他们拿包，端茶倒水。乾荣子赤着脚在屋里走来走去，这双裸露的天足给周作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21年，他在《天足》一文开篇便写道：“我最喜见女人的天足。”
1933年，周作人还曾梦见乾荣子。次年暑假，周作人携妻到东京度假，他于8月9日晚间，妻子、友人一起到本乡三丁目闲逛，而当年的伏见馆便在二丁目，周与乾荣子可能还有一次偶遇。而这次故地重游也给周作人的婚姻带来了风波，晚年羽太信子在与周作人争吵中，时常提及周作人这次“东京之行”时的“外遇”。
周作人在诗作《她们》中写道：“我有过三个恋人，虽然她们都不知道。……她未嫁而死，她既嫁而死，她不知流落什么地方，我无心去再找她了。养活在我的心窝里，三个恋人的她却还是健在。她的照片在母亲那里，我不敢去要了来看。她俩的面庞都忘记了，只留下一个朦胧的姿态，但是这朦胧的却最牵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