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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芳还回忆说，当时北京常有假银币，许多人收到了，总是“假进假出”，当成真的再花出去。但鲁迅收了假银币却并不如此，他总是用小榔头将假银角子敲成几块，放进火炉烧掉，说是“火化”；假银元则放在抽屉的一个小盒子里，不拿出去使用，说是“打入冷宫”。
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经常克扣办学经费，刁难师生。某次，厦大的教授和研究院的负责人开会，林提出将经费削减一半，教授们纷纷反对。林文庆说：“学校的经费是有钱人给的。所以，只有有钱人，才有发言权！”鲁迅听罢，站起来掏出两个银币，“啪”的一声放在桌子上，厉声说：“我有钱，我也有发言权！”
在中山大学时，某政治家请鲁迅赴家宴，鲁迅推辞不掉，只能赴宴。席间，鲁迅发现主人对自己虽很恭敬，却是什么都不懂的俗人，便觉此人讨厌。刚巧上来一道菜，主人介绍这道菜是某先觉所喜欢的，而做菜的正是某先觉原来的厨师，众人一听，便开始赞美这道菜。鲁迅却不动筷子，说道：“我就是不喜欢吃这一样菜。”
鲁迅曾告诉刘文典，他在广州时，一次，有个国民党军警想要考察他，他毫不客气地回答说：“我这么大的年纪，思想是极其复杂、极其古怪的，岂是你们这般年轻人所能考察得了的。”年轻的军警一愣，却也没有任何办法。
陈彬如回忆，鲁迅到中山大学任教后，国民党高层想拉拢他，陈公博、甘乃光、孔祥熙、戴季陶等人均送帖子请他吃饭，他一概拒绝。请帖送来的多了，他便统统拿到楼下传达室去展览，并贴上一张条子，上书四个大字：“概不赴宴！”
日本某报曾在报道中批评鲁迅，鲁迅对该报的上海支局长很是生气，认为没有读自己的文章便撰文批评，不负责任。之后，局长请鲁迅写文章，鲁迅断然拒绝，送来礼品，鲁迅也坚决退回。一次，增田涉陪鲁迅去看画展，遇到了这位局长，局长讨好地请鲁迅吃饭，鲁迅扭过脸去，不予理睬。
中日民航通航，日本方面希望鲁迅能主持中国方面的通航典礼，委托一个驻中国记者前来邀请鲁迅。鲁迅马上拒绝：“不能把太太小姐敲碎一个啤酒瓶子的事要我做。”记者说：“如果您不答应，我就非常为难了。”鲁迅说：“如果我答应您，我就非常为难了。”
鲁迅的某位朋友做了大官，到上海去看望鲁迅，鲁迅竟从后门避走，让用人告诉他，主人不在家。朋友知道鲁迅的脾气，在大门口等待徘徊。半个小时后，鲁迅从后门回家，在楼下客厅说话，朋友听见后，冲进门来，说：“哈哈！我晓得你在家呢。”鲁迅躲不及，颇为窘迫地说：“你不是已经做了官了吗？”朋友知其意，答道：“做官归做官，老朋友总还是老朋友哇！”于是两人才一同上楼聊天去了。
如果有人在鲁迅工作的时候上门找他聊天，即使是很好的朋友，他也会很不客气地说：“唉，你又来了，没有别的事好做吗？”
鲁迅不因对某人的好恶而影响对其作品的判断，他不喜胡適，与林语堂分道扬镳，与周作人失和，但是1936年，他在接受斯诺采访时，提到的三名中国现代最优秀的诗人时，其中之一便是胡適；在提到中国现代最著名的五名杂文家时，头二人便是周作人、林语堂，之后才是他自己、陈独秀、梁启超；鲁迅也并不喜欢沈从文，但依然赞扬沈是新文学运动以来最好的作家之一。
1936年，李霁野写信建议鲁迅：“应该有一个人好好为你写一部传记……只有景宋女士（许广平）合适。”许广平也表示赞成，并马上搜集资料。鲁迅起初不同意，认为自己不值得这样做，后来说：“要写，就坏话也得写。”
鲁迅曾被通缉，他病重后，其学生李秉中从南京到上海探望，后又寄信说，他考虑到鲁迅在病中，想申请将他的通缉令取消，但怕贸然行事惹鲁迅不快，所以先写信请鲁迅同意并谅解。鲁迅回复道：“谢谢你的恳切，但我的余命已经不长，所以，至少通缉令这东西是不妨仍旧让他去的。”
逝世前一天，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告诉鲁迅，他筋骨脆弱，牙齿全缺，患有痔核、胃扩张、肠弛缓症、胸膜炎、气喘、肺结核等病症，然而他答道：“只要没有花柳性病就可以证明自己是纯洁的，再者自己虽是老视眼只要不是中国多数的沙眼就是特别的地方。”
逝世前，鲁迅在病榻上完成散文《死》，这也是他的“遗嘱”：一、不得因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二、赶快收殓，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施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执拗】
许寿裳回忆，鲁迅并不喜欢游览，他在杭州任教的一年间，只去过西湖一次，还是因为许的邀请。对于西湖美景，他也无太多兴趣，无论是为人称艳的保俶、雷峰二塔，还是烟波千顷的“平湖秋月”、“三潭印月”，他都只说平平而已。
尚钺回忆，一次他去拜访鲁迅，有鲁迅不愿见者也上门求见，鲁迅让保姆告诉来人说他不在。过了一会儿，保姆拿着名片进来说：“他说他下午看见先生回来的，有事要见先生。”鲁迅立刻沉下脸来，拿着名片走到门口提高嗓子对保姆说：“你再去和他说：我说不在家是对他客气！”
未名社知道国民党当局准备办《国民新报》后，决定让韦素园去副刊当编辑，他们让某人去请鲁迅和北大教授徐旭生当介绍人。某人对徐说，鲁迅请你介绍韦去编副刊，又对鲁迅说，国民党要求你介绍一位副刊编辑。最后二人都写了介绍信，韦成功当上副刊编辑，鲁迅还热心地为他向人约稿。后来鲁迅知道某人玩的花样后，生气地说：“你看，他竟到我这里玩手段来了。”于是，他到死都没再和某人说过话。
鲁迅第一次领到厦门大学发的400元工资，便拿着支票到厦门的美丰银行去兑现。银行职员看着眼前这个身穿破灰布棉袍，头发长长的老头儿，问道：“这张支票是你的吗？”鲁迅吸了一口烟，给了该职员一个白眼，一语不发。银行职员连问三次，鲁迅也连吸了三口烟。最后，银行职员只好给他兑了支票。
夏衍回忆，鲁迅不喜欢田汉。日本左翼作家藤森成吉到中国时，内山完造在一家闽菜馆为其洗尘，鲁迅、茅盾、田汉、夏衍等人都受邀在座。席间，田汉对藤森大谈自己与日本唯美主义“恶魔”派作家谷崎润一郎的交情，鲁迅极为反感，低声对夏衍说：“看来，又要唱戏了。”说罢便起身离席，田汉很是难堪。
许广平记载，鲁迅幼时每每穿上新衣，家人总时时监视，警告他不要弄脏新衣，弄得他坐立都不自由，便觉得穿新衣服是一件最不舒服的事情。初到上海时，许广平见他的蓝布夹袄破了，给他做了一件蓝色毛葛的棉袄，但鲁迅无论如何也不肯穿，说滑溜溜的不舒服。
一次，鲁迅请大家吃饭，当时他的身体已不是很好，所以吃饭时，他坐在椅子上闭目休息，大家都认为他喝多了，便问许广平。鲁迅听到后，从椅子上站起来说：“我不多喝酒的。小的时候，母亲常提到父亲喝了酒，脾气怎样坏，母亲说，长大了不要喝酒，不要像父亲那样子……所以我不多喝的……从来没喝醉过……”
鲁迅晚年，常看电影作为消遣，他也常介绍人去看电影：《夏伯阳》《复仇艳遇》《人猿泰山》，或者非洲的怪兽这一类的影片。但他说：“电影没有什么好的，看看鸟兽之类倒可以增加些对于动物的知识。”
鲁迅从不逛公园，居上海十年，连离家最近的虹口公园也从未去过。一年春天，萧红常告诉他，公园里的土松软了，公园里的风多么柔和。鲁迅于是准备选个天气晴好的周日，带儿子一起去游兆丰公园，但最后还是没去。鲁迅曾给公园下定义说：“公园的样子我知道的……一进门分做两条路，一条通左边，一条通右边，沿着路种着点柳树什么树的，树下摆着几张长椅子，再远一点有个水池子。”
曹聚仁曾对鲁迅说：“你颇像爱罗先珂，你是寂寞的，而你又是怕寂寞的。我觉得你最大的苦痛，乃是‘往来无白丁’，所与谈的都是读书人；因此，你谈话先有戒心。你又敏感得很，又是言者未必有意，你听了却搁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