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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平常只喝清茶，不喝别的饮料。咖啡、可可、牛奶、汽水之类的饮料，家里从不准备。
1935年3月，萧红某日清早到早点摊买油条，回家后发现包油条的纸竟是鲁迅的手稿，非常惊讶和生气，写信告知鲁迅。鲁迅回信说：“我的原稿的境遇，你知道了似乎有点悲哀；我是可以满足的，居然还可以包油条，可见还有一些用处。我自己是在擦桌子的，因为我用的是中国纸，比洋纸能吸水。”
鲁迅将出过书的校样当作卫生纸用。他请客人在家里吃饭，吃到一半，他拿来校样分给众人。客人接到手里一看，说，这怎么可以？鲁迅说：“擦一擦，拿着鸡吃，手是腻的。”他家的卫生间也摆着校样纸。
有些方面，鲁迅却不愿节省。当年买八道湾的房子时，他为了让弟弟的孩子们能有玩耍的地方，特地挑选了有大块空地的八道湾的房子。到上海后，家中只有他和许广平两个人，但他却一定要租一独栋的三层小楼。除了火腿，他不吃隔夜菜；不爱吃蔬菜，所以每餐一般必有肉。
居上海十年间，鲁迅不断搬家，最初住在景云里时，就换过好几次房子，后又搬到北四川路，去世时住在大陆新村。每次鲁迅都说要换个便宜点的，但每次都越换越大，越搬越贵。
晚年在上海，鲁迅出门总是很警惕，看电影总是坐“花楼”（包间），怕遇到认识的人，免遭善意或恶意的研究；出门很少坐电车，更不坐黄包车，怕遇到意外躲避不方便，路近便步行，路远就雇汽车。有时候局势紧张，他便十天八天不出门，但越不出门便越羡慕外面自由的人们，于是越想出门，所以他宁愿多花点钱，坐汽车，坐“花楼”。
鲁迅备有两种纸烟，一种价钱贵的，一种便宜的。便宜的绿听子的永远放在书桌上，鲁迅随吸随取。另一种白听子的前门烟，是用来招待客人的，平常放在鲁迅书桌的抽屉里，来了客人鲁迅下楼，把它带到楼下去，客人走了，又带回楼上来照样放在抽屉里。
鲁迅的同学、后在教育部的同事张邦华的儿子患重病，张找到鲁迅帮忙。鲁迅不仅托朋友替张介绍医院，还替他付了1000多元的医药费。出院后，又替他请全院的医生吃饭，表示谢意。许广平谈鲁迅的金钱观：“他的慷慨，真叫人奇怪。有时人们以平常上海洋场心理推测先生，以为先生能这样替人花钱，一定是个富翁了。谁知先生却用钱之所要用，什么留底都不存了。”
儿子出生后，鲁迅和许广平请了一位保姆阿花照顾周海婴。阿花是绍兴人，丈夫患病失去劳动能力，时常毒打阿花，并想把她卖掉，于是阿花逃到上海打工。一天，阿花的丈夫从乡下赶到上海，想将她带回去，鲁迅请了律师和一位绅士调停此事，最后花150元为阿花“赎了身”。
陶元庆去世后，鲁迅拿出300元交给许钦文，让许为陶买墓地。柔石遇害后，鲁迅交给柔石遗孀100元，作为柔石子女的教育费。
1935年夏，左联决定恢复停办了两年多的内部刊物，由徐懋庸负责。刊物印刷完毕后，因为没有钱付印刷费而无法取回。徐便于一次宴会后向大家募捐，茅盾、胡愈之各捐了10元。鲁迅也在座，徐向他募捐，他却说：“我没有钱。”徐很是奇怪。之后，徐去鲁迅家中找他要钱，他仍说：“我没有。”徐好不容易凑足了钱，将刊物取回，给鲁迅寄去两册，不久即收到他寄来的几张稿费收据，约20元，说明让徐去书店取，用于付印刷费。鲁迅前后两次截然不同的态度，让徐觉得非常奇怪。后来鲁迅对徐解释道：“左联已经有两年多不出机关志（即内部刊物）了，但常说要出，却总不见出。而且每月有人向我收取盟费20元，也说是办机关志用的。我出了钱，刊物既不见，却反而落得一个坏名声，说我本来是不配做左翼作家的，只因为这每月20元，才准我做。所以我是个捐班的左翼作家。现在你们让刊物和我见面了，这回总算没有失信，所以就寄给你那几张单子。”
【俯首】
荆有麟回忆，鲁迅曾说：“旁人用心血制作的东西，我要不用心去保护，总觉得不安。”中国大学学生向培良写了一篇戏剧，送给鲁迅看，鲁迅看后很满意，便寄给上海《东方杂志》，并认真写了推荐信。这篇戏剧很快发表。胡也频在烟台访友时写了一篇性爱小说，寄给鲁迅。鲁迅当天便寄给李小峰，让他发表在《语丝》上。
中国大学学生姜华向《莽原》投稿，鲁迅看后觉得姜很有希望，便写信鼓励他多写稿子。从此《莽原》便经常刊登姜的作品。中国大学的另一学生对鲁迅表示不满，说姜是国家主义派，学校的同学对其很反感，《莽原》不应该经常刊登他的作品。鲁迅听罢生气地说：“一个刊物，是选登作品的，怎么能调查人家的行为呢？”之后鲁迅还特地告诉姜华，让他多写文章。
鲁迅很讨厌青年人字写的潦草，他说：“字不一定要写得好，但必须得使人一看了就认识，年轻人现在都太忙了……他自己赶快胡乱写完了事，别人看了三遍五遍看不明白，这费了多少工夫，他不管。反正这费了工夫不是他的。这存心是不太好的……”但他还是展读着每封由不同角落里投来的青年的信，眼睛不济时，便戴起眼镜来看，常常看到深夜。
汪静之上中学时给鲁迅寄过自己的诗作，几年后，他到上海去拜访鲁迅，鲁迅问道：“你到过绍兴？”汪反问：“你怎么知道？”他说：“你的《蕙的风》里有一首诗是写绍兴的旌表节妇烈妇的牌坊的。”鲁迅竟然记得对几年前一个不认识的中学生写的诗，汪十分惊讶。
鲁迅不仅给贺非翻译的《静静的顿河》写后记，还用整夜时间将译本从头到尾一句句地校改。修改完后，他自己却生了一场不轻的病。
在邮局工作的青年孙用翻译了《勇敢的约翰》，寄给鲁迅，鲁迅阅后马上回信称赞译得很好，并为孙谋划出版。费时两年，鲁迅终于找到一家小书店愿意为孙印书，并垫付了几百元的制版费。等到书店返还一部分制版费后，鲁迅又将他作为版税先支付给孙用。
广州的一些进步青年创办的“南中国”文学社，希望鲁迅给他们的创刊号撰稿。鲁迅说：“文章还是你们自己先写好，我以后再写，免得人说鲁迅来到广州就找青年来为自己捧场了。”青年们说：“我们都是穷学生，如果刊物第一期销路不好，就不一定有力量出第二期了。”鲁迅说：“要刊物销路好也很容易，你们可以写文章骂我，骂我的刊物也是销路好的。”
1931年，《中学生》杂志社向鲁迅提出一个问题：“假如先生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将对他讲怎样的话，做努力的方针？”鲁迅回答道：“请先生也许我回问你一句，就是：我们现在有言论的自由么？假如先生说‘不’，那么我知道一定也不会怪我不作声的。假如先生竟以‘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说一点，那么，我说：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
许广平回忆，鲁迅应许钦文之请，为其精心编订小说集，并垫钱出版。书出版后，销路极好，许声名大噪。于是有商人让许再出一本，许便将鲁迅挑选剩下的作品结集出版。鲁迅见后摇头道：“我的选择很费不少心血，把每一种的代表作都有了，其余那些，实在不能算很成功，应该再修改，不怕删削才会有成就呢！”
许广平回忆，鲁迅辛苦为高长虹选定作品，并校订出版，但高却对人说：“他把我好的都选掉了，却留下坏的。”
鲁迅也为向培良选校作品，并帮他介绍工作，但在鲁迅痛斥其好友高长虹后，向也对鲁迅极为不满，从此和鲁迅绝交。曹聚仁也记载，向逢人就说，鲁迅是爱闹脾气的，鲁迅是青年的绊脚石。
鲁迅在厦门、广州期间，一位厦门大学的学生曾追随左右。鲁迅到上海后不久，此人也带着女友以及女友的哥哥（青年与女友逃婚，女友哥哥因不满父母包办妹妹婚姻，亦与妹妹一起离家出走）来到上海，并且一起住进鲁迅家中。这三人也不把自己当外人，吃穿用度乃至零花钱，都由鲁迅负担。鲁迅将楼下腾出来让他们居住，每逢鲁迅下楼，则三声琅琅，不绝于耳，一旦稍微走远，声音便戛然而止。不久之后，三人提出让鲁迅为他们支付学费，鲁迅表示自己生活亦不宽裕，实在拿不出；青年便让鲁迅为他发表文章，但其文章太过幼稚，实在无法发表；青年又让鲁迅为其介绍工作，鲁迅便与某书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