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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去世前两天，周海婴下午放学回家，突然耳朵里听到遥远空中有人对他说：“你爸爸要死啦！”他大惊，急忙环顾四周，附近并没有人。
去世前，家中为鲁迅请了一位日本看护，他颇以为怪，说：“我的病，如此严重了吗？”
10月17日上午，鲁迅穿好衣服准备下楼散步，外面有风，许广平虽然知道劝不住他，还是问道：“衣裳穿够了吗？”鲁迅伸手摸了摸里面穿的绒线背心，说：“够了。”许又问：“车钱带了没有？”鲁迅理也不理，走出门去。
18日凌晨，鲁迅开始气喘，连续做噩梦，不能安寝，只能蜷曲着身子，双手抱腿，斜靠着休息。清晨，他让许广平去找内山完造请医生，坚持要自己给内山写便条。许见他气喘得厉害，让他不要再写，直接带话给内山，但鲁迅坚持要将便条写完。
中午，鲁迅的病情加剧，医生每隔两小时为他注射了强心针，但无济于事。19日凌晨，鲁迅对许广平说“要茶”，之后便陷入昏迷。大家让许广平喊鲁迅，但任凭许如何呼唤，他始终不应一声。至凌晨5点25分，鲁迅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去世时，他体重不足70斤。
七岁的周海婴还记得父亲去世当天的情景：“我听到楼梯咚咚一阵猛响，我来不及猜想，声到人随，只见一个大汉，没有犹豫，没有停歇，没有客套和应酬，直扑父亲床前，跪倒在地，像一头狮子一样石破天惊般的号啕大哭。他伏在父亲胸前好久没有起身，头上的帽子，沿着父亲的身体急速滚动，一直滚到床边，这些他都顾不上，只是从肺腑深处旁若无人地发出了悲痛的呼号。”这个大汉就是萧军。
鲁迅去世，萧军和胡风守灵三夜，萧军多次念叨：“先生没有死，他会坐起来谈话的。”当黄源通知他时，他竟怒目圆睁地抓住黄：“你诓我？”
内山完造回忆，10月20、21日，每天有1万多人从早到晚排着长队到殡仪馆瞻仰鲁迅遗容。22日出殡，定于下午两点，但从早晨开始就涌进大量群众，围绕着鲁迅遗体，几乎连出殡的路都堵塞了。出殡之时，大约6000人自发送葬，几乎都是青年男子和少年，拿着旗子挽联花圈，随着灵柩行进。在两个半小时的大行进中，送葬队伍非常有序，没有发生任何事故。到上弦月开始放射清辉的6时左右，宋庆龄、沈钧儒等轻轻的将“民族魂”的大旗覆盖在灵柩上，在送葬者悲怆的《安息歌》中，鲁迅沉睡在万国公墓中。
在谈及父亲故去的死因时，周海婴认为这是日本医生须藤的误诊。他说：“这个须藤医生，他有时到我们家里看病，都把我父亲的病症当成是胃病、消化不良。用的药就是对消化系统有帮助的药，或者打一些能够促进身体代谢快些的针。但父亲那时候出现肋膜积水，这是一种结核的表现，却一直没有被诊断出来，一直到美国医生诊断出来以后，父亲才去拍X光片，之后抽积水。现在说来，这至少是个延误。”须藤医生当时还对鲁迅用了激素治疗，周海婴表示，母亲亲口对他说，这是不合理的治疗方法，“因为激素是促进肺结核活动的，肺结核在活动期是不能用这些药，可是须藤用了这个。这个疑问不仅我母亲有，包括叔叔、其他朋友都有这个疑问。”鲁迅去世以后，须藤医生就跟他们家莫名失去了联系，“母亲曾经多次去日本访问。也没有见到过他，他就是这样毫无音信、奇怪地回避了。”
有研究者认为，鲁迅死于日本人的谋杀。
【身后】
鲁迅去世后，其好友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请求蒋介石给予国葬，未得允许。有人提议将绍兴改名为鲁迅县，但国民政府并未同意，而因鲁迅县的搁浅，连带将绩溪改为胡適县的提议，也作罢了。
曹聚仁回忆，鲁迅去世后，曹曾看到一张手令：“副刊文字中，以不见鲁迅的姓名为上，否则也要减至极少的限度。”大概是张道藩签发的。全国各地只有桂林、重庆、昆明这几个地方可以举行鲁迅逝世纪念会，其他城市有不成文的禁令，似乎纪念鲁迅便代表了革命。
1936年冬，郁达夫路过厦门，厦大同学前来看望他，谈及他们想呈请政府将厦大门前的一条路改名为“鲁迅路”，但迟迟未得到答复之事。郁答应帮忙，他找到市长才知道，原来是国民党党部反对，不许人们纪念鲁迅。后来，郁将此事告诉陈仪，陈表示赞成。但不久厦门沦陷，此事也就搁置了。
好友许寿裳写下许多纪念鲁迅的文字《亡友鲁迅印象记》、《我所认识的鲁迅》，并编有《鲁迅年谱》，不遗余力宣传鲁迅。1948年2月18日，时任台大中文系主任的许寿裳在台北寓所被国民党暗杀。
为了纪念鲁迅，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培养革命青年，与鲁迅长期不睦的周扬任校长。
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萧军第一个讲话说，作家要有“自由”，作家是“独立”的，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的指挥。胡乔木站起来反驳道，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迅当年没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他的不足，不是他的光荣。
鲁迅生前说：“清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他的命运亦如是。1944年夏天，重庆《新民报》主笔赵超构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走访延安。在延安的各个书店中，文艺书籍印得最多的是秧歌和其他通俗读物，还有高尔基的书，“鲁迅的作品，我非常奇怪，竟是一本也没有”。他仅在鲁迅艺术学院和领导人高岗的书架上分别看到过一部红面精装的《鲁迅全集》。
鲁迅去世后，叶公超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把鲁迅的所有作品又重读一遍，叶赞扬说：“我有时读他的杂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另一方面又感到他所‘瞄准’（鲁迅最爱用各种军事名词）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颗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胡適责怪叶公超说：“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叶说：“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的成就。”
1944年，昆明文艺界举行纪念鲁迅逝世八周年晚会，闻一多也去参加。闻是“新月派”诗人，曾骂过鲁迅，他不仅不避嫌疑来参加，且发表了坦诚的演说。他先向鲁迅的画像深鞠一躬，然后说：“鲁迅对！他以前骂我们清高，是对的；他骂我们是京派，当时我们在北京享福，他在吃苦，他是对的……时间越久，越觉得鲁迅伟大。今天我代表自英美回国的大学教授，至少我个人，向鲁迅先生深深地忏悔！”然后，他指着鲁迅画像旁悬挂的对联“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说：“有人说鲁迅是中国的圣人，就凭这两句话，他就当之无愧！”
鲁迅去世后，与他曾有论战、且从未谋面的郭沫若盛赞鲁迅，曾写下三副挽联，其中一联云：“孔子之前，无数孔子，孔子之后，一无孔子；鲁迅之前，一无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1946年初，郭在上海提出纪念鲁迅的三点建议：（1）设立鲁迅博物馆，由景宋（许广平）任馆长；（2）多多塑造鲁迅像；（3）把杭州西湖改为鲁迅湖。
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鲁迅举行国葬。当年鲁迅逝世时的抬棺者已风流云散，周文已死，黎烈文和孟十去了台湾，鹿地亘回了日本，胡风在监狱中，只剩下巴金和靳以。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当时军政和文化界领导如宋庆龄、柯庆施、茅盾、金仲华、周扬，加上巴金和靳以，一起为鲁迅扶柩。其中，曾被鲁迅斥为“奴隶总管”的周扬称鲁迅为“上海滩的老爷子”，两人素有过节。虽然这次周扬声称已经“承认自己的错误了”，但到了1976年，胡风仍耿耿于怀地说：“抬棺必须是鲁迅生前接近或没攻击鲁迅的人。”
三个月后，毛主席前往上海小住。湖南老友罗稷南向毛主席提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深思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是识大体不作声。”
20世纪60年代，鲁迅作品在台湾遭禁，与鲁迅曾有论战的梁实秋公开反对国民党禁鲁迅作品。
胡適晚年对周策纵说：“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决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
“文革”中，“石一歌”（由十一人组成，署名“石一歌”，很多研究者认为其中有余秋雨，余否认）接受任务，要塑造一个鲁迅，他们写了《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