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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的内容和比较，各学派的代表人，这些人的下面又有几人，其生卒年月，著作名称，地理分布，如广东是什么派，浙江是什么派等等，真是洋洋大观。这篇东西，如果让我来写，起码得半年。”
梁启超治学勤恳，生活极有规律，无论冬夏，五点起床，每天工作十个小时，连星期天也有日课（工作计划），不稍休息。他每天必得看完《京沪日报》和一本与《新青年》等齐厚的杂志，还要摘录必要材料。每天固定要读的日文和中文书籍纵在百忙中也全不偷懒。他经常以“万恶懒为首，百行勤为先”来勉励学生们。
梁启超规定工作时间不接待宾客，偶有人来访，谈话不超过一个小时。他在书斋上挂了一个木牌，上书：“除研究生外，无要事莫入。”
东南大学学者云集，一位学生问梁启超：“现在南京延揽国内外名流学者公开讲学，有人说只有诸子百家争鸣才能与今天的盛况媲美。依先生看，这种提法是否合适？”梁顿时庄重地说：“非常不合适！主要是没有新的东西。诸子百家各有独到之处，2000年后的今天还值得重新估定它的价值。今天的自由讲学几乎找不出一种独立见解，不过二三十年后，就被人们遗忘得一干二净了。”
梁启超“平昔眼中无书，手中无笔之日亦绝少”，晚年著述，用力尤勤。1920年，他仅一年就撰成《清代学术概论》、《老子哲学》、《孔子》、《墨经校释》等著作，并有多篇佛教历史论文。
梁启超学识渊博，但有时也会犯些小错误。他撰写《中国历史研究法》时，引用阿拉伯人的著作，因未见原文，将“五朝”误写成“五代”，将“10世纪的中国”写成了“9世纪”。王森然对此感慨道：“著书求入世界作者之林，真不易矣。”
梁启超晚年热心于文化传播活动，他成立共学社和讲学社，前者出版了大量书籍，包括介绍社会主义的译作，后者则出面邀请了杜威、罗素、杜里舒、泰戈尔四位大师访问中国，成为二十年代中国的重大文化事件。
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作题为《人生观》的讲演，不意却引起地质学家丁文江的极大反感，旋即撰文《玄学与科学》予以批驳。张丁两人往复辩难，由梁启超带头参加、张东荪、林宰平、胡适、王星拱、吴稚晖等名流纷纷发表文章，争相参战，掀起了轰动一时的科学与玄学之争。
1928年9月，在梁启超离开人世间的四个月前，他开始着手编写《辛稼轩年谱》。在与病痛斗争中，梁启超始终坚持写作，直至最终无法提笔。梁启超与辛弃疾有相同的人生境遇，感同身受，故有编写《辛稼轩年谱》之举。
1929年初，梁启超的病情渐趋恶化，身体越来越差，学生谢国桢和萧龙友劝他停止工作，多休息。梁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不久不治而逝。1982年，谢国桢因病住院，坚持看书，萧龙友的儿子萧璋去探望他，劝他不要看书，注意休息，谢以老师在50多年前的话回答道：“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师训不可违！”
梁启超学识博杂，藏书甚多。他的饮冰室藏书多达3470种，四万多册。他潜心研究图书文献学，支持图书事业。梁启超逝世后，家人遵其遗嘱，将所有藏书捐赠给了北京图书馆。
梁启超一生勤奋，著述繁多，各种著述达一千四百万字，每年平均写作达三十九万字之多。这些著作，是他在近三十六年的政治活动之余写出来的，足见其勤奋。他的《饮冰室合集》共148卷，曾经产生“饮冰一集，万本万遍，传诵国人”的社会影响。
【教学】
梁启超的学生有：蔡锷、蒋百里、张君劢、杨树达、杨鸿烈、范源濂、吴其昌、姜亮夫、徐志摩等，分涉军界、哲学、学术、文学、法律界等，各有建树。
梁启超教学热情洋溢。他用尽气力去准备功课，每日两个小时的讲义，他穷一日之力编之，仅刚刚够用。
梁启超热爱讲学著述，一次梁启超因为醉酒伤风得病，被检查出右心室偏大，脉跳稍快，被医生强令停止可以一切演讲著述。然而，梁启超竟仍于晚上跑到法政学校授课。当张君劢从医生处回来，听说其师梁启超又去讲课了，仓皇跑到该校，把梁启超从讲台上拉下，痛哭流涕，要求梁必须停止演讲一星期，并且立刻致函各校，停止梁启超本周一切演讲。梁启超后到东南大学讲课，发现教室空空如也，竟无一学生到场。经过与张君劢交涉，梁启超才得以保持东南大学的讲席，同时继续听讲佛学课程。
梁启超称，他在清华教学的目的，归纳起来，一是做人的方法——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二是做学问的方法——在学术上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
1914年11月初，梁启超在清华作题为《君子》的演说，他在演说中引用《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来勉励清华学子们，希望他们能够“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从此，“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便成为清华校训，沿用至今。
梁实秋曾回忆梁启超演讲：任公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
梁实秋回忆1922年梁启超在清华讲演《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示的情感》时说：任公先生的这一篇讲演稿，后来收在《饮冰室文集》里。他的讲演是预先写好的，整整齐齐的写在宽大的宣纸制的稿纸上面，他的书法很是秀丽，用浓墨写在宣纸上，十分美观。但是读他这篇文章和听他这篇讲演，那趣味相差很多，犹之乎读剧本与看戏之迥乎不同。
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任教，曾指导一研究生研究先秦思想史。期未考试该生只得了五十分。该生于是前往导师处询问，梁启超随口说：“您的考试卷我根本没看，看考卷即浪费时间，对我也没有帮助，放暑假你准备一下，开学来补考就是了。”开学后，梁启超在该生补考卷上打了一百分，说：“你的考卷我没看，经过一个暑假复习，你一定考的很好，我也不用再看了。”
梁实秋曾记录梁启超讲课的情形：他讲得认真吃力，渴了便喝一口水，掏出大块毛巾揩脸上的汗，不时的呼喊他坐在前排的儿子：“思成，黑板擦擦！”梁思成便跳上台去把黑板擦干净。每次钟响，他讲不完，总要拖几分钟，然后他于掌声雷动中大摇大摆的徐徐步出教室。听众守在座位上，没有一个人敢先离席。
梁启超在清华开设“古书的真伪和辨真伪方法”课程，从多方面多角度对先秦古籍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讲课中他从校勘、考证、训诂以及学术系统来分析古籍的真伪及年代，随时总结问题，并经常拿几种书进行比较。
梁启超在清华任教时，每周三讲授《儒家哲学》，讲课时，他让学生周传儒负责记录他讲课的内容。一次，一位学生制作灯谜一则，曰：梁任公先生每周三讲哲学，打一人名。大家都猜不出，最后这位学生揭开谜底，原来是“周传儒”。众人哄笑。
梁启超认为《老子》一书可能为战国时期作品，他在一次学术演讲中说：“我今将《老子》一书提起诉讼，请各位审判。”几天后，他收到了一位名叫张怡荪的学生的来信，信中说：“梁任公所提出各节，实不能有丝毫证明《老子》一书中有战国产品的嫌疑，原诉驳回，此判。”梁对张的观点并不认同，但他欣然为此文作题识，对张的才华表示赞许。
梁启超曾在北京师范大学讲中国文化史，每次他来授课，教室里都是挤得满满的，以致室无隙位，有的学生还站着听。有些学生虽是学自然科学的，但宁可牺牲本门功课来听他的讲授。
梁启超在北师大授课时，一次来上课的学生极少，梁询问得知，原来这日有重要的校际篮球比赛，很多学生都跑去看了。梁于是大发牢骚：“做学问不如打球好玩，你们也不是要跟我做学问，不过是要看看梁启超罢了，和动物园的老虎、大象一样，看一两次就够了。不过我并不失望，不要多，只要好，我在时务学堂只有40多个学生，可是出了蔡松坡、范源濂、杨树达，一个顶一个！”
梁启超每次去学校上课，坐的都是自备马车。他在车上总是手不释卷的，进了校门，才把书装进提包里，但一到教授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