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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0和60年代，美国在西海岸和东海岸，特别是北部通道（苏联轰炸机或导弹最有可能进攻的地区）。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个软肋区——在地理情况复杂得多的南部地区却没有设置有效的早期预警系统。毫无疑问，这个情报对于潜在的对手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这个情况立即就为制造骗局提供了一个机会：一个或几个敌对方的高性能飞机从加勒比地区低空飞出，在美国空军雷达发现之前，比如，飞入美国上空，纵深达，比如，数百英里，直至密西西比河。然后，入侵者快速逃走。（或者，作为一次控制试验，一组高性能的美国飞机在一次未预先声明的出击中静悄悄地被派出探测美国的防空设施的漏洞到底有多大。）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由军方和民间观察者们共同作出的视觉和雷达观测的结果，同时也出现了大量的独立报道。报道的内容都是关于无人知晓的飞机。空军和民航机构诚实地说明，他们的飞机中没有一架与此事有关。尽管空军一直在催促国会出资设置早期预警系统，但是，他们也不可能承认苏联或古巴的飞机会在没有任何人发现的情况下，飞至新奥尔良，更不要说飞到蒙菲斯了。
现在我们仍然有充分的理由希望能有一个高水平的技术调查组来调查此事。空军和民间观察者们被要求守口如瓶，他们不仅在表情上要表现出茫然不知，而且对询问的问题也要表现出吃惊的真实感。这种保持沉默的合谋也需要显示出与外星飞船毫无关系。即使在几十年之后，国防部也会找出官僚机构惯用的理由对这类令人尴尬的事情保待沉默。在国防部的偏狭的考虑和揭开UFO谜底之间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利益冲突。
除此而外，中央情报局和美国空军所担忧的是，UFO会在国家危机之时起到阻断通讯渠道的作用，会混淆对敌机的视觉观察和雷达所搜索的图像——根据声音发信号在某种程度上是形成骗局的另一个原因。文人小说下载
从上述各种分析考虑，我完全有理由认为，至少某些有关UFO的报道和分析，也许还有大量的文件从未向纳税公众开放过。冷战已经结束，导弹和气球技术已经过时，或者已经被广泛使用，那些为处理这些事情颇感为难的人也已经不在军队服役。从军事的观点来看，最为糟糕的事情是，美国公众以国家机密的重要性为由一再受到愚弄和误导。现在已经到了将档案进行分类并向公众公开的时候了。
另外，搞阴谋活动的一贯做法和保密文化之间带有指示意味的结合与国家保密局的活动有关。这个组织监听美国的朋友和对手的电话、无线电和其他通讯设备。它偷偷地阅读各国信件。它每天截获的信息数量巨大。在关系紧张时期，国家保密局大批精通各种有关语言的雇员坐在那里，戴着耳机，用实时处理器监听从目标国家参谋部的加密命令到枕边话语的所有事情。如果要寻找其他材料，电脑会为使用人从所特别关心的情报中或当前直接相关的谈话中挑选出关键词句。所有的信息都被储存，以便在需要重新查询时，能够找到磁带——查出一个密码最初出现的地方，比如，出现在一次危机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命令中。有些截获的情报是来自附近国家的监听站（土耳其与俄国之间、印度与中国之间），或来自在附近巡逻的飞机和舰船，或者来自在地球轨道上的间谍卫星。在国家保密局和其他显然不愿被监听国家的保密机构之间一直在进行着侦察和反侦察的较量。
现在，这个已经令人头昏脑胀的情报战中又被加上了一个信息自由法案。国家保密局已经收到一项要求，要求其公布所有关于UFO的情报和信息。根据法律条款规定，对于这种要求必须予以回答，当然，不得透漏“获得信息的方法和来源”。国家保密局还承担有重要的职责，那就是，不得以过于刺激和政治上令人难堪的方式使其他国家、朋友或对手对自己的活动倍加警惕。这样，在回答根据信息自由法而提出的要求时，国家保密局发布的多少具有点截获情报特点的信息是一页纸上的三分之一内容被删掉，一行字中留下了一些残缺不全的字：“报告说一个UFO在低空”，剩下的三分之二被删除。国家保密局的立场是，透露这页纸上的其他内容就会泄漏信息的来源和获得信息的手段，或者至少使这些国家意识到他们的航空无线电通讯一直被窃听。（如果国家保密局从飞机到接收塔之间发送近距离的，似乎没有任何意义的信号，那么，有关国家就会意识到它的军事空间通讯系统已经被监听，就会改换通讯方式——如频率转换——这样，国家保密局的截获情报工作就更加困难。）但是，UFO的阴谋理论家们答复根据信息自由法提出的要求说，他们接到几十页材料，其中绝大多数都被用墨水删除，由此推断出国家保密局掌握着大量的有关UFO的情报，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保持沉默的密约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与不愿透漏姓名的国家保密局的官员的交谈中，他们对我说，真正截获的情报是军用飞机和民用飞机在无线电通话中说他们见到了UFO，他们通话中所谈的UFO指的是在他们的附近天空中的不明飞行物体。这种不明飞行物也有可能是正在执行侦察任务或欺骗式飞行任务的美国飞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些平平常常的东西。这种机密情报也被报告给国家保密局，成为后来保存的截获的情报。
用同样的逻辑来看国家保密局，这个机构看起来有可能是任何一个阴谋的组成部分。比如，他们说，一项自由信息法案要求他们答复国家保密局所知道的猫王的消息。（曾有报告说猫王显灵并具有了神奇的医治疾病的效果。）的确，国家保密局知道一些事情。比如，有一个关于某个国家的经济状况的报告说有多少多少猫王的磁带和光盘在他们国家被一抢而光。这个信息也是在一大片被删改的黑色墨迹海洋中显露出的少数几行白字的形式提供出来的。国家保密局是否也参与了掩盖真相的阴谋？尽管我本人没有参加国家保密局的有关UFO的调查工作，但是，我似乎觉得他们所说的还挺有道理。
如果我们确实相信政府正在防止外星人对我们造访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对付军队和情报机构的机密文化。最起码我们可以要求对几十年前的有关情报解密，在这方面，1994年7月空军关于“罗斯威尔事件”的报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前《纽约时报》记者霍华德·布卢姆写的一本书（《远在那边》西蒙与休斯特，1990）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众多UFO发烧友的偏执和狂热，感受到人们对于机密文化的天真和轻信：
无论我如何绞尽脑汁地尝试，我仍然无法逃脱一头撞进突然陷入困境的命运。我逐渐意识到，整个事件总是阴魂不散，萦绕徘徊，挥之不去。我对此已经无能为力。
为什么？
这是一个独立存在的、现实的、无法回答的问题。它在我日益增加的成堆的疑问顶端上不详地端坐着。为什么所有的官方发言人和机构沉瀣一气，竭尽全力阻止和阻碍我的调查工作？为什么这类事件今天是真的，明天就成了假的？为什么所有这一切都成了滴水不漏的机密？为什么军事情报人员散布虚假信息，使得UFO的信仰者走火入魔？政府在那儿发现了什么？政府要隐瞒什么呢？
要搞清楚这些问题当然有阻力。有些信息在法律上是保密的。它们就像军事设施一样，有时确实是保护国家利益的机密。此外，军事、政治和情报部门习惯于为了自身的利益而热衷于保密。这是为了掩饰无能或更糟糕的东西而逃避批评和责任的一种手段。它们培育出了一个国家坚定信赖的社会精英、一个命运相连的兄弟同盟。而对他们所代表的广大公众，可能首先就是要保密。除几个例外情况而外，秘密与民主和科学是水火不相容的。
据说各种UFO事件和秘密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所谓的MJ－12文件。1984年末，正值有关UFO事件的报道沸沸扬扬之时，一个装着已经拍摄完，但还没有冲洗过的一盒胶卷的信封被人投到电影制片人吉姆·桑德拉（他对UFO事件和政府隐瞒事件真相的事情很感兴趣）家门前的信筒里。这时正是他准备出去与一本书的作者共进午餐的时候，这个作者写的书的主题是发生在新墨西哥州罗斯威尔市的未经证实的事件。当胶卷冲洗出来后，“证实了”这是页码相连的1947年9月24日发出的高度机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