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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一次表演以显示原子弹的可怕威力，以便吓吓日本人，会上讨论了这一点，作为一种抉择。这种意见被包括奥本海默博士在内的临时委员会所否定，他们的报告说：“我们认为除了在军事上直接使用原子武器，别无抉择。我们提不出，足以结束战争的什么技术上的示威。”他们向总统提出的成熟意见是，“只要做得到，马上用原子弹来对付敌人。”
总统的顾问们要求使用原子弹的这个全体一致的意见，是总统在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八日在白宫举行的那个重要战略会议上难以不顾的。“如果我理解得不错的话，”杜鲁门总结说，“参谋长联席会议，衡量了形势的各种前途并考虑了所有方案后，仍然一致认为，进攻九州是目前情况下最好的解决办法。”史汀生赞助道，进攻是使得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唯一办法，除非，用他的话说，能够“采取某种行动去影响他们。”只有李海海军上将提出这个某种“行动”也许就是降低无条件投降这个要求。“为什么不肯扔原子弹呢？”陆军部副部长约翰·麦克洛伊问道，他说那个预计将招致惊人伤亡的进攻方案“纯属狂热”。
由于尚未确定原子弹是否确实可用，杜鲁门意识到无条件投降的政策现在已成为国会和全国人民的信念，因此默然地支持了进攻九州的计划，希望陆军和海军的首领们找得到避免”在日本从一头到另一头”又被拖入另一个冲绳岛的“某种办法”。因而虽然并未曾有过关于使用原子武器的正式决定，由于总统决定了不去干扰事态的进展，他已为投掷原了弹扫清了道路。“他是独立自主的，”他后来说，达到跟临时委员会同样的结论，也就是说这个办法使美国能够实现他觉得确实必要的“惊人之举”，以便“逼得天皇及其顾问们真正投降”。
如果说道义问题在总统、首相和陆军部长的脑海里只占不重要的地位，他们现在“深思熟虑”的是投掷原子弹的势头至此已不可逆转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应该从这次战争的实际情况来考虑，在这次战争中，被公认为犯有前所未有的屠杀和凶暴之罪。面临迅速结束战斗这个压倒一切的愿望，杜鲁门就把他的决定立足于简单的血淋淋的算术上，他算计着原子弹“所能挽救的美、日两国的生命，将会超过它将杀死的。”
波茨坦会议上的“王牌”
他的算计中还有一个重要因素，这是陆军部长史汀生提醒他的，陆军部长称为核武器在即将到来的同盟国最高会议上美国可以打出的“王牌”。杜鲁门的外交顾问兼他在临时委员会中的代表詹姆斯·贝尔纳斯清楚地看到，拥有这样一种有威力的武器，将大大抬高美国同俄国人讨价还价时的实力。这时候即将上任的国务卿看到了，对于红军占领大块东欧土地，原子弹却是一个筹码。他对总统说，原子弹“会使我们在战争结束时专断我们的条件。”苏联人已经不顾雅尔塔协议，迅速采取行动，以确保共产党制度将在波兰以及他们从纳粹手中“解放”出来的其他国家建立。
丘吉尔看出了俄国领土野心的危险性。他于五月六日发电报要求举行最高级紧急会议，以便“在我们致命地削弱军队或缩小占领区以前，同俄国达成谅解，至少要搞清楚我们在俄国面前处何劣势”。美国开始把军队撤到太平洋，让筋疲力竭、在军事上战线过长的英国人面对在欧洲的坚如磐石的苏联时，斯大林只会更加强硬。
疾病缠身的哈里·霍普金斯飞到莫斯科去完成最后一次使命，去说服斯大林同意在七月再举行一次三大国首脑会议。他报告说，俄国人仍然愿意遵守他们在雅尔塔会议上有关波兰选举和联合国的保证，并将在八月参加对日战争。斯大林还赞扬美国准备对战后的中国恢复“门户开放”政策，他答应帮助说服北方的共产党人，在南方的国民党政府领导之下与之统一。这使得美国国务院松了一口气，因为它一直接到报警报告说，如果毛泽东的军队开始朝南向海岸推进，那么中国大陆将爆发内战。如果这样的话，事情就难办了，因为总统还需要取得蒋介石同意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签署了的秘密议定书，这个秘密议定书要把满洲铁路和旅顺港的控制权让与俄国人。
但是，华盛顿对苏联意图的信心很快在六月份又消失了，当时同盟国的军队正撤退到他们被指定的欧洲边界。这时候美国对于即将到来的最高级会议，手中的牌又少了一些。在斯大林的坚持下，三大国应该在波茨坦举行俏皮地称为终端会议高峰的会议，而杜鲁门和他的顾问们却处心积虑想把会议拖延到试验原子弹以后，这样他们就可以坐在会议桌旁，打出“王牌”了。
一九四五年七月六日，当总统登上重型巡洋舰“奥古斯塔号”横渡大西洋前往安特卫普时，格罗夫斯将军向他保证，经过他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小组昼夜不息的努力，当杜鲁门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使用钚元素的“大块头”原子弹将会已经爆炸。当七月十六日，总统的专机载着杜鲁门从比利时飞迸柏林的坦帕霍夫机场时，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准备工作的递减计数已经在进行了。当社鲁门会晤了丘吉尔，查看了柏林的废墟之后，回到皇帝路二号的时候，他接到一份绝密电报：“确诊尚未完成，但结果满意且超出预计。”
这正是杜鲁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一直在等着收到的好消息。格罗夫斯将军打来的暗语告诉他们说，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已经爆炸了。那天早晨准五时四十三分，阿拉莫戈多山上的日出已被人类抢了先。这位将军的正式报告如实描述道：“刹那间，周围二十英里内出现一道亮光，犹如正午出来了儿个太阳；一个大圆球喷散成蘑菇状，升到一万英尺以上的高空，然后逐渐散去。”
美国现在掌握了如此巨大的实力的消息，使得杜鲁门在第二天的私人午餐会上第一次走近斯大林时，信心百倍，那天下午将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当他在波茨坦华丽的赛西林宫就座的时候，丘吉尔立刻注意到总统的变化，他“简直要指挥整个会议”关于在由苏联解放的欧洲需要建立民主政府这一点上，他对斯大林采取了强硬的方针。会议以后，英国首相得悉美国总统所以会这样的原因。
这原因在于格罗夫斯将军关于前一天他亲眼看到了原子弹爆炸的报告。当丘吉尔读到美国陆军部长递给他的绝密备忘录的副本时，他立刻抓住了它的无比的重要性：“史汀生，火药算什么？小事一件。电又是什么？毫无意义。这颗原子弹是第二次罪有应得！”正如他后来写的，他意识到，美国现在有了可以结束太平洋上的屠杀的工具了；它看来会是“在历尽千辛万苦，冒死牺牲以后的一个可以得到挽救的奇迹。”
来自阿拉莫戈多的消息，也改变了美国认为需要俄国来帮助赢得对日本战争的想法。虽然正如马歇尔所说的，斯大林前去进攻满洲本来是有他自己的目的的，但这已不再是总统外交上主要担心的问题了，因此会议长时间地争论德国赔款和控制东欧的问题。
杜鲁门不慌不忙地一直不向斯大林暗示美国有了原子弹，直到七月二十四日当会议结束时。他故意装得漫不经心地走到苏联翻译帕夫洛夫跟前。“请你告诉大元帅，我们已经完善地制造出了威力很大的爆炸物，准备用来打日本，我们想它将使战争结束。”他注意保守美国的秘密，谨慎地避免谈到那是一个原子弹；他也不寻求俄国的合作来建立对原子武器的国际管理制度，以免战后再进行武器竞赛。
即使他坦率地说了出来，大概也不会有什么两样，因为到了现在，双方对彼此的意图已经公开表示怀疑。斯大林粗略地回答，他希望总统“会很好地利用它来对付日本。”这个回答掩盖着他已经知道有关原子弹的事情了。苏联情报机构早已招募到曼哈顿计划的主要科学家给他们提供一切资料，以发展苏联自己的原子弹，并且打听美国的进展程度。
俄国人也极不坦率，他们并没有说出来当时日本为了磋商和平所作的努力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无法忍受的局面
天皇对和平谈判进行得曲曲折折很不耐烦，同时日本的城市还在被燃烧，他又建议，应该把近卫亲王作为他的特别代表立刻派到莫斯科去。
七月十一日，佐藤从一份要求“试探出利用俄国来结束战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