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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上夸大其词的头条新闻仍然在给美国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在菲律宾的麦克阿瑟的部队正在打击敌人，援兵突破封锁运抵菲津宾只是时间问题。总统和他的参谋长们知道这不是事实。某些国会议员也知道这不是事实，他们开始力促将麦克阿瑟将军调回国内并担任美国陆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本人现在对于增援部队完全绝望了，只好和他的官兵一起抵抗到底。二月二十一日夜晚，当菲津宾美国总督和奎松总统乘潜艇离开科雷吉多尔岛的时候，麦克阿瑟的妻子拒绝趁此机会和她的小儿子一起离开。麦克阿瑟象征性地送回一个盒于，里面装着他的勋章、证件和一份遗嘱。
总统已经判定，牺牲他的这位远亲和美国深孚众望的英雄，在政治上是做不到的。由于美英荷澳盟军司令部行将垮台，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面临着威胁，堪培拉政府感到恐慌，马歇尔和罗斯福一致认为有必要任命一位新的盟军最高统帅，在英军撤退集中防守印度之后，这一任命就显得更紧迫了。澳大利亚总理和军事领导人不得不越来越依靠美国。由于英国要求将澳大利亚军队调人保卫缅甸遭到拒绝，伦敦和堪培拉之间的关系已经有些紧张，当柯廷总理扬言要从埃及召回剩下的师的时候，两国之间的关系井没有改善。丘吉尔接受了柯廷内阁的决定：澳大利亚军队可以去防守苏伊士运河，但美国必须同意派遣更多的军队到太平洋的这一边来，除非新的盟军最高统帅是美国人，否则这个承诺是不可能得到保证的。
明显的候选人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这个决定在二月二十二日已经作出，那一天，科雷吉多尔收到一封由总统、马歇尔和陆军部长联合签署的电报，命令麦克阿瑟立即启程前往棉兰老岛，从那里转赴墨尔本，“你在墨尔本将统率所有的美国军队。”美国没有把这个即将采取的行动告诉澳大利亚人，因为麦克阿瑟的离开是担有风险的，最初这位将军执意不肯抛弃他的官兵，甚至提出要辞职，或者“仅仅作为一个志愿者”重新入伍。他最后同意离开科雷吉多尔岛，但必须由他选择“最合适的时间”。九天以后，麦克阿瑟仍然呆在马林塔坑道的岗位上，他面容瘦削，内心痛苦，害怕由于没有履行和士兵死在一起的诺言而有损颜面，丧失良心。
华盛顿的情报表明，他即将逃走的消息传到了日本人那里，麦克阿瑟这才决定在三月十一日夜乘鱼雷快艇离开科雷古多尔岛，而不用等候正前来接他的潜艇。当天傍晚日落的时候，将军同他的妻子、小儿子和参谋部的十七位部下一起来到碎石凌乱的科雷吉多尔码头，分乘四艘鱼雷快艇，他把最后一包香烟和两瓶刮脸膏送给温赖特将军，在移交指作仅的时候许下保证：“如果我到达澳大利亚，你知道我会尽快地返回来，尽量多带些东西回来，在此期间你要守住。”
约翰·巴尔克利海军上刷指挥的这最后四艘鱼雷快艇，开始在黑暗中高速南下马尼拉湾，越过六百英里波涛汹涌的大海，直下棉兰老岛。晚上他们避过了日本巡逻艇，三月十二日自昼时刻在库约群岛躲藏起来。这是一次耗尽体力的艰难旅程，六十二岁的麦克阿瑟将军称它是“一次闷在混凝土搅拦机里的旅行”。经过三十五小时的航行，麦克阿瑟一行在第二天晚上抵达加雅甘德尔蒙特波罗种植园，他们浑身湿透，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幸好活了下来。当晚，将军一行饱餐了一顿自从两个月前离开马尼拉以来从未尝过的丰盛饭菜。棉兰老岛的南部已被日本人占领，北部仍由二万五千菲律宾部队守卫着，因此，只过了两天，从达尔文港起飞的一架“飞行堡垒”轰炸机就来把他接走。经过五个小时的颠簸飞行，麦克阿瑟到达澳大利亚，他还要乘火车穿过澳洲大陆内地的沙漠，经历另外四天使人筋疲力尽的旅行。在阿德莱德车站，他第一次被一窝蜂似的记者围了起未，他向他们作出了悄撒式的保证：“我来了，但我将回去！”
第十二章胜利病
一九四二年的头几个月里，失败的气氛笼罩着华盛顿和伦敦，东京却沉浸在一片狂欢之中。日本每取得一次新的胜利，市民们就排着长队，挥动着旗子，踏着冬雪，来到皇宫的城门前举行庆祝大会。大东亚共荣圈正在异常迅速地确立，似乎显示了帝国军事力量的不可战胜。他们的狂飓式的武力征服，为日本赢得了一个广衰万里的帝国，这个帝国有着丰富的食粮、原料和潜在的市场。世界上很大一部分的稻米生产，地球上多半的天然橡胶，四分之三的锡矿和很大一部分不可缺少的石油资源，现在部可以用来满足日本工业和这个工业为之服务的胜利的战争机器的贪婪胃口。
耐人寻味的是，东京军方把持的政府只限于制订“第一作战阶段”的战略计划，这个阶段只安排了征服东南亚的时间表。这个目标已经很快地实现了，胜利的速度和规模使日本领导人滋长了自满和过分自信的情绪。这种情绪后来被称作“胜利病”；它的症状很炔就在确定战略目标时显露出来，这个国家的军事、工业和行政管理能力远远达不到这些目标。
帝国参谋本部面临着两个根本问题：第一，如何牢牢守住他们的极为分散的帝国，同时迅速地与关国求得和平解决。第二，如何安抚和管理他们业已征服的领土，以便利用现成的人力和原料，加强日本的军事力量，“胜利的果实很快就要掉到我们的嘴里，”裕仁天皇在一九四二年三月九日预见性地对他的年大臣木户侯爵说。那一天是他的四十二岁生日，是预定的“第一作战阶段”结束的日期，日军以占领仰光纪念了这个日子，在此之前四十八小时，爪哇岛上的最后一批盟军部队投降了。
保卫一个新的分散的帝国，同时着手开发这个帝国，以便消化经济“胜利果实”，已经成为日本人关心的主要战略和行政问题。但是，东京缺乏被它撵走的欧洲列强的殖民经验和行政管理能力，犯了利用皇军强制推行同样严厉的军事统治的错误，这种统治已经使满洲和大陆中国的人民疏远了日本。日本宣称它为亚洲人解放了亚洲，对这种说法本来抱有同情的人很快就遇到了占领军的铁拳头。在仰光，日本兵的骄横使那些留下来欢迎向往中的“解放者”的市民们感到非常沮丧，日本兵追逐妇女，“到处打骂缅甸人，强迫他们做拖木头，担水的活儿。”为了共同驱走正在撇退的英军而成立的三万“缅甸解放军”，终将掉转枪口对准新的统治者。从监狱中释放出来领导爪畦傀儡政府的革命须袖艾哈迈德·苏加诺也将如此。
在菲律宾，由“亲日派人物”若斯·洛雷尔（他的儿子正在巴丹同美国人并肩战斗）领导的行政委员会保证忠于本间将军。他希望以此平息广大人民的怒气，但是，同其他由日本人扶持起来的傀儡政权一样，在亚洲新秩序的范围内允许成立的“独立政府”，终究只不过是发布皇军命令的橡皮图章而已。
实际上这是实施严厉的军事管制法的占领。太阳袖章必须佩戴，见了日本兵必须鞠躬，夜里走路不带提灯的人格杀勿论，西方电影和文学作品统统取缔，学校课程日本化。日历也换了，一九四二年变成从第一代日本天皇登基时算起的二○六二年。为了全部消除西方的影响，宪兵队的特别支队象东方的盖世太保一样进行活动，根除那些为老殖民政府服务过或者对西方表现出同情的人。华人受到了特别残酷的待遇，因为多数日本乒憎恶对大陆中国进行的旷日持久的战争。仅在新加坡，就有七万华人被兜捕和审问；五千华人被监禁，多数仅仅是因为皮肤上刺有花纹；许多华人彼当作拚刺刀的活靶子，骇人听闻地遭到处决。
对于新征服的领土上落入日本人手中的五十万欧洲平民——其中有许多是妇女和儿童——来说，尔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