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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田见道奇仍不动声色，就以日本政局为“武器”再次发起“攻击”说：
“退一步说，如果现在不能缔结和约，美国必须给日本政治、经济上的更多自由，让日本建立接近于独立的体制，即实现接近于事实上的媾和。日本国民正是抱着这种期望支持吉田内阁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日本政局可能再次发生动荡。”
美国急于单独与日本媾和的积极性丝毫不亚于日本，但道奇知道在美国国务院与五角大楼之间对实施方法尚有争论，作为主人绝不愿意在仆从面前多讲自己内部的敏感问题，就不紧不慢他讲“纯属个人意见”道：
“从国际关系方面看，美苏关系越紧张，在远东让日本越早独立就越危险，这种意见在华盛顿已逐渐占了上风。特别是随着美苏关系的恶化，军事上或战略上的考虑自然要比外交上的考虑占更大比重。如果进一步削弱美国在日本所拥有的军事地位，对日本也不利。这当然不是说美国反对缔结和约，而是说日美对苏联的军事地位，不应该比今天软弱。”
道奇最后强调说：“一言以蔽之，本人今天能够说的，就是美国政府希望尽早缔结对日和约，并希望早日具备促其实现的条件。”
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为把日本变成侵朝战争的供应基地，把几千名旧军人和铁路人员派到朝鲜帮助美军作战，加快了与日本单独媾和的步伐。
与吉田政府几经磋商，美国于１１月２４日发表了对日媾和七原则，包括当事国、领土、安全保障、赔偿等７个部分，规定在“联合国制定出令人满意的有关对安全保障承担实质性责任的其他规定之前”，由“日本和美国及其他国家之间继续分担其责任”，企图以日本同意的形式，使美军继续留驻。其核心是把日本纳入美国对抗苏联和中国的世界战略之中，使日本为“远东的安全保障和稳定做出贡献”。
美国国务院顾问杜勒斯为说服美国议员同意尽快缔结对日和约， １９５１年３月９日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秘密会议上，向美国议员们说出了美国包庇日本的真实目的。他说：
“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下，亲西方的日本对美国来说是极其有益的政治资本。日本是大陆周边的沿岸岛屿链条中的关键因素，美国一旦丧失拥有巨大潜力的日本，将会破坏整个太平洋的势力均衡。”
有的美国议员担心《波茨但公告》规定了对日和约必须先由美、英、苏、中、法五大受降国处理的原则，美国单独签订对日和约违反国际原则，但杜勒斯、杜鲁门对此置之不理，策划了“远东委员会方式”，企图“按多数表决”的方式排除中国和苏联行使否决权，达到美国进行片面媾和之目的。
杜鲁门派杜勒斯为特使多次来日本，就对日媾和后美军继续留驻日本取得一致意见，但双方在重整日本军备问题上发生对立。为与苏联争夺亚洲，杜勒斯要求日本建立１０个师团３５万人的陆上自卫队。日本认为规模太大，表示反对。杜勒斯、吉田茂请求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出面裁决，麦克阿瑟支持按日本所希望的速度重整军备，美国才干１９５１年８月１３日公布了对日和约草案。
这个和约草案根据日本的强烈要求，不向日本索取战争赔偿，立即受到苏联、中国、印度、缅甸等国的强烈反对。杜勒斯振振有词地提出不向日本索取战争赔偿的法律依据是，按照远东委员会的决定，应将占领日本期间为日本国民供应食物和保证社会、经济稳定所需要的经费列为首要问题。美国已为此支付了２０亿美元的援助，如果要求赔偿，美国拥有优先权，其他国家则拿不到多少钱，就死了要求赔偿这条心吧。
苏联和亚洲国家对此强烈表示反对，美国装模作样做出让步，允许被侵略的国家具有没收日本政府及日本人遗留在本国的财产的权利。菲律宾、印尼以不参加旧金山对日和会，表示反对，杜勒斯不得不把要日本支付最低限度的劳务赔偿列入对日和约的最终草案。
更使杜鲁门、杜勒斯感到头痛的是新中国和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都强烈要求参加旧金山和会。
早在１９５０年１２月４日，中国政府就研究了美国国务院顾问杜勒斯递交给苏联驻安理会代表马立克的备忘录，授权周恩来外长发表声明，郑重指出：
“自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以来，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蹂躏我国广大领土，使我国人民生命财产，遭受重大牺牲。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英勇抗战，击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因此对日和约的准备、拟制与签订，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参加，乃属当然之事。兹特郑重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它必须参加对日和约的准备、拟制与签订。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绝对没有资格代表中国人民，因而它没有资格参加任何有关对日和约的讨论和会议。对日和约的准备和拟制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无论其内容与结果如何，中央人民政府一概认为是非法的，因而也是无效的。”
新中国当时在世界上如旭日东升，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其正当要求得到苏联、英国、印度、缅甸等国的大力支持。苏联以战后强国身份发表对日和约的意见书称：
“苏联政府一贯主张迅速签订对日和约，认为和约应当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签订的国际协定来制定，由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和英国代表共同准备条约草案，并邀请远东委员会各会员国参加。”
蒋介石得知苏联和英国等主张让新中国参加旧金山和会，犹如当头遭一闷棍痛击，忙命他的驻美大使顾维钧去见杜勒斯，讲述蒋介石对于这一问题的强烈意见称：
“蒋总统认为，我们参加对日和约的权利绝不容怀疑，只能以平等地位参加，任何含有歧视性的签约条件，均不接受，任何违犯上述严正立场而订立之对日和约，不但在法律上、道义上将丧失其力量，即在盟国共同作战之历史上也要留下不可洗涤之错误。”
杜勒斯认为蒋介石危言耸听，将金丝眼镜一推，讽刺挖苦说：“蒋总统言重了吧？”
顾维钧顾影自怜，暗想我作为民国著名外交家，当年在国际会议上谴责日本侵略，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奔忙，备受各国外交家尊重，如今干此丢人现眼的求人之事，实在可悲，叹口气硬着头皮为蒋介石传话：
“蒋总统认为，美国在对日和约问题上责任之重，影响之大，诚有非他所忍言者——如果签署丧失真实性的对日和约，不但不能使第二次世界大战获得真正的结束，并将加速远东局势之混乱，更会种下世界未来之无穷祸患！”
杜勒斯暗骂蒋介石言过其实，虚与委蛇打发走顾维钧，便赶往白宫与美国总统杜鲁门商讨对策，两人认为苏联难于说动，只有压英国放弃支持新中国参加的主张。谈到赴英人选时，社勒斯不发一言，杜鲁门知道杜勒斯早就不满于只当顾问，而对艾奇逊即将辞职后的国务卿职位垂涎欲滴，就趁机告诉杜勒斯，打算任命杜勒斯为国务卿，让他去干压眼英国的棘手差事。
原来，英国出于本国自身利益的考虑，已宣布承认新中国，因而在围绕中国参加旧金山和约会议问题上与美国有了分歧，主张在台湾归属中国的大前提下以台湾中立的方式解决问题，美国一口拒绝。
杜勒斯作为国务院顾问来到伦敦，对英国外务大臣摩里逊软硬兼施，与英国达成两项妥协：一是大陆和台湾的任何一方都不参加旧金山和约，二是在旧金山对日和约生效之后，由日本选择中国任何一方的政府缔结和约。
蒋介石得到美国的通知大发雷霆，指示顾维钧找社勒斯交涉，说蒋介石非要派代表出席旧金山和会，杜勒斯只得交底说：“此次我在伦敦与英国外务大臣商议对日和约，我对英国主张邀请中共参加坚决反对，而摩里逊对美国主张你们参加签字，也反对甚力。最后，我提出折衷方案，即由若干国家与日本签订多边条约，另由日本自主决定与何方中国商定大致相同的双边和约，英国已表示同意。”
杜勒斯告诉顾维钧，美国已为你们尽了最大努力，当前也只能如此了。顾维钧听此话言之有理，不知如何向蒋介石交代，急得光头上冒出了汗珠，唉声叹气说：“这太令人失望了，贵国到底做何打算？”
杜勒斯不耐烦地训斥说：“英美虽然达成过妥协，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