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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那么他就会执行和平共处政策，而且他也不会仓促地做出任何可能导致军事冲突的决定。这样的人是值得我尊敬的。”
无独有偶，肯尼迪也怀着闷闷不乐的心情离开维也纳，奥地利外交部长克赖斯基到机场为肯尼迪送行后，马上告诉尚滞留在维也纳的赫鲁晓夫说：
“肯尼迪总统在机场上脸色十分阴沉，看上去心烦意乱。他的面孔变了样，显然，对他来说会谈进行得很不顺利。”
赫鲁晓夫知道他说的话，克赖斯基一定会一字不漏地告诉肯尼迪，于是便满面笑容，以极其理解老朋友的口吻说：
“是的，我看出了他的心情，但这是因为肯尼迪总统对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仍然缺乏了解，他还没有充分理解各种力量的变化，他仍然执行自己前任们所执行的政策——至少在柏林问题上是这样。他还不准备消除在柏林问题上打一场世界大战的危险。我们的会谈是有帮助的，因为它使我们有机会把各自的观点摆出来，由此取得相互了解，但仅仅就此而已，这是不够的。”
赫鲁晓夫对西方人吹捧了肯尼迪后，又滔滔不绝地向中国和东欧国家吹捧肯尼迪：
“我认为肯尼迪比他以前所有总统都聪明。我希望我在共产党内的兄弟们能正确理解我的意思。赞扬一个值得称赞的人，并不意味着给那个人所代表的社会和政治制度涂脂抹粉。肯尼迪是一个资本家，是资产阶级的一个代表人物，但他明白，社会主义阵营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内的力量已经如此之大，拥有的科学和技术知识如此之多——其中也包括战争的手段在内——以致美国及其盟国再也不能真的想要发动一场反对我们的战争了。我将永远为此而尊敬他。”
肯尼迪被赫鲁晓夫吹捧得舒舒服服，觉得赫鲁晓夫这个人很有意思，对赫鲁晓夫在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事件上对他的让步念念不忘，更在维也纳会谈中摸到了赫鲁晓夫的底。他不想给赫鲁晓夫造成他是弱者的印象，私下对《纽约时报》记者赖斯顿倾诉衷肠：
“我觉得，赫鲁晓夫好像在说我太年轻，阅历又浅，陷入这样的困境，很难自拔。我们必须消除赫鲁晓夫对我的这种看法，否则双方无法达成任何协议。我们应当立即行动起来。”
肯尼迪总结他在柏林和古巴导弹危机中与赫鲁晓夫相斗的经验教训，认为只有对赫鲁晓夫采取强硬手段才能取胜，他在维也纳就暗下决心，加速向南越派驻军事人员，成立了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为首的“特别作战部”，设法控制南越傀儡军队的指挥权，美国派往南越的军事人员数量急剧上升，到１９６３年１月已达到一万余人。
肯尼迪在柏林、古巴、南越与赫鲁晓夫的较量中都占了上风，他春风得意，向亲密助手吹嘘他在南越的行动说：
“就像在柏林一样，美国部队开进南越，军乐队吹吹打打，群众鼓掌欢迎，但四天以后，人们就把这件事全忘掉了。那时，他们又会对我们说，还得再派些军队来。这就像人喝过一杯酒，酒劲很快就过去了，还得再来一杯。”
毛泽东、周恩来对肯尼迪的看法，与赫鲁晓夫大相径庭。１９６１年９月２８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驳斥赫鲁晓夫之流对肯尼迪的无耻吹捧说：
“肯尼迪上台以来，其所作所为的结果，反而不利于美帝国主义。今年４月３日，我在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曾经指出，美帝国主义在世界上面临着五大矛盾，这就是它同本国人民的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它同它的同盟国的矛盾，它同民族独立运动的矛盾，以及它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这五大矛盾，它都是无法解决的。”
周恩来尖锐指出肯尼迪把主要矛头指向中国，实行反华、反共、排挤老殖民主义势力三位一体的政策，看起来气势汹汹，不可一世，但却困难重重：
“肯尼迪上台之后，想解救美帝国主义的经济危机，但他是始终走不出死胡同的。因为他发展军火生产，扩军备战，企图从战争中寻找出路，但是现在还不可能打世界大战。最近肯尼迪在联大的演说，尽管有战争威胁的成分，但是也可以看出，敢于打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很小。军火不能吃，也不能穿，又不能用，生产的军火技术水平提高了，原来的东西就成了废物，这不是最大的浪费吗？……肯尼迫现在着急了，这怨谁呢？还不是他自己造成的？”
毛泽东更集中精力对肯尼迪家族及其本人进行深入研究，认为此人敢于公然派雇佣军进攻古巴，也敢于同苏联在柏林、古巴进行冒险较量，在具有疯狂冒险性的同时，手腕又较艾森豪威尔等圆滑和多样化，擅长搞阴险的两面手法，因而毛泽东在１９６３年８月８日发表的《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声明》中，特别提到肯尼迪的这一特点：
“美国黑人斗争的迅速发展是美国国内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表现，引起了美国统治集团日益严重的不安。肯尼迪政府采取了阴险的两面手法。它一方面继续纵容和参与对黑人的歧视和迫害，甚至派遣军队进行镇压；另一方面，又装出一副主张‘维护人权’、‘保障黑人公民权利’的面孔，呼吁黑人‘忍耐’，在国会里提出一套所谓‘民权计划’，企图麻痹黑人的斗志，欺骗国内群众。但是，肯尼迪政府的这种手法，已经被越来越多的黑人所识破。美国帝国主义对黑人的法西斯暴行，揭穿了美国的所谓民主和自由的本质，暴露了美国政府在国内的反动政策和在国外的侵略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对肯尼迪入木三分的分析，在国际问题上创造性发挥道：
“当前世界局势的一个特点是美帝国主义玩弄反革命的两手。这次肯尼迪在联大暴露得更清楚了，他公开表明，美国是假和平，真备战……杜勒斯搞边缘政策，打到边缘就不敢再打了。肯尼迪比杜勒斯进了一步，要打局部战争，但是世界舆论一反对，国内人民一反对，就停一下，这说明美帝的软弱。”
毛泽东、周恩来看到了肯尼迪和美国外强中干的本质，却未料到肯尼迪已走到他生命的尽头。
那时候的肯尼迪可谓红得发紫，春风得意，气壮如牛，美国记者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这样描写处在顶峰时期的肯尼迪，竭力吹捧他说：
“肯尼迪可谓长得最漂亮，穿着最讲究，口齿最清楚，像小羚羊那样优雅。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无所不知的人，能够在几分钟内吞咽和消化整整一本书；他的眼睛一下子就能抓住冗长文件的要点，他有比专家们更专门的知识而使专家们羞愧。他是一个在仕何地方都可能出现的人；没有一个想打瞌睡的属员敢于肯定他不会来电话或突然出现；每个宴会的女主人都希望他会突然光临，他是一个万能的人，能亲自指挥和监督整个班子进行工作；他并不需要艾森豪威尔式的参谋机构；他比狮子更勇猛；比狐狸更机灵。他简直是个超人！”
那时候，肯尼迪趾高气扬，心情舒畅，话也格外多，常常这样用打油诗和总统特别安全助理麦乔治邦迪开玩笑：
漂亮的小伙子麦乔治邦迪，耶鲁毕业是星期一，竟然在下个星期天，坐上了哈佛院长的交椅。
肯尼迪精力旺盛，又生性多情，即使在蜜月里也忘不了与所
遇到的每一个稍有姿色的女人调情，他对漂亮女人的毫不掩饰的兴趣使他的妻子杰奎琳很恼火，因而当肯尼迪要到得克萨斯州竞选时，杰奎琳积极要求陪伴丈夫前往，而肯尼迪也愿意让这个擅长做调解、周旋工作的杰奎琳为其排难解优。因而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２２日，这一对年轻夫妇欢欢喜喜地乘坐总统“空军一号”专机到达多佛机场。
得克萨斯州州长康纳利陪同肯尼迪和杰奎琳坐在一辆林肯牌敞篷轿车的后排座位上，在浩浩荡荡的警察车队保护下驶向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市中心。三人中间放着一束盛开的长茎红玫瑰，红玫瑰与杰奎琳身穿的粉红草毒色毛料套服的颜色争奇斗艳，绚丽夺目，引来欢迎人们的声声赞叹，肯尼迪和杰奎琳兴高采烈地向欢迎的人们挥手致意。
当浩浩荡荡的总统车队经过得克萨斯学校图书馆时，从六层楼的一个窗户里突然射出一颗子弹，接着响起一阵震耳欲聋的枪声。
美国总统的车队立刻大乱，人们首先关心的是总统的安危，只见肯尼迪已躺在血泊之中，头部、肺部中弹，脑浆四溅，鲜血满车。
杰奎琳大惊，立时吓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