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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笑了，似乎明白了为什么我会将检查纽约分局的工作推后。“我相信我还从来没有一个真正要与纽约较真的监察处处长呢。那帮人不错，但有的时候，对于我们告诉他们的东西，我相信他们并不觉得有放在心上的必要。”
他好像准备结束谈话，但我得为另外一件有违旧规的事儿征得他的同意。“胡佛先生，”我说，“我进行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如果您认为可以的话，我想将呆在纽约的时间从以往的四周减为三周。”
他皱了皱眉头。“行，但不要减得太多。如果需要多呆阵子，你尽可视情况而定。”
“是，先生。”我说道，他也起身站了起来。“关于纽约分局的检查报告，我相信您得到的会与以往的一样好，甚至更好。”
他点点头，转身回到桌前开始工作。我走出他的办公室，揣摩着他刚才说的话，随即知道了他的真实想法。在局里，我们称之为“纽约情结”。那个分局规模大，处理的是些极为重要的案子，雇用的是一批最能干和最有经验的特工。不足为奇的是，那些特工常常自视高人一筹，莫名其妙地使自己有别于局里的其他人。较小的分局常常难以接受让纽约分局来指手画脚。纽约分局经常要处理非常重要的工作，但那并不是它撇开其他分局的理由。
星期四，4月“愚人节”那天，我的所有人马都被召回华盛顿。监察员们接到指示于星期日下午报到，准备进行为期三周的检查任务，有消息说他们将前往洛杉矶或旧金山。当他们赶到司法部大楼看到那辆“灰狗”大巴停在外面时，他们的希望破灭了，这种架势表明其目的地是纽约。
赶到纽约，我们就登记住进酒店，我随后就给联邦调查局助理局长兼纽约分局主管约翰·F。马隆打了电话，他是我的一位老朋友。“你在哪儿？”马隆问道。
“我在德莱顿东酒店，刚刚到。”
他听起来蛮高兴，问道：“到纽约有何贵干？有什么可效劳的吗？”
“马隆，我的人都过来了，准备明天上午到你局开始检查。”
他明显地有些不快，但仍不失友好。马隆应道：“噢？1月份你没来的时候，我估摸着你是想等天气暖和点，现在倒是恰逢其时。我们随时欢迎各位。”
我知道马隆是胡佛的忠臣，掌管着一个紧张忙碌的分局——在许多纽约特工的眼里，的确是太紧张了些。挂上电话，我就在想是不是真的让他感到意外了。不然的话，马隆当真是个好演员。
第二天一早，监察员及其助手们就赶到纽约分局报到并进行了参观。这个分局位于东六十九街，由仓库区改建而成，是一处规模不小的建筑，其内部设施安排得经济合理。行政办公区有一间大会议室和一间别致的私人办公室。我们赶到时，马隆就在那里迎接我们。我将他介绍给随行人员时，他说了几句客套话，然后就让我们开始工作。
胡佛的执行人（2）
在分局主管办公室安顿下来，我首先注意到的是一个设有卫生间和盥洗池的小房间。我后来得知，这处特别设施是局长视察这些新办公区之后建的。他当时由一位朋友（当然还有克莱德·托尔森）陪同前来视察。让纳税人不幸的是，这位朋友要到洗手间去，却被引到大楼另一侧远端简陋的公厕。胡佛对这种不便没说什么，但托尔森却放在了心上，他指示在那间私人办公室隔壁配设卫生设施。这笔五千美元的支出不得不更换名目编列在联邦调查局的账上。胡佛此后再也没有造访过纽约分局，那处设施也就成了分局主管的私人盥洗室。
本着对局长负责的态度，我力图以一个感到头痛的地方官员的角度来看待这次检查。头两三天里，因为要安排助手工作，得调整办公室，检查工作大多处于空转状态。我决心从第一分钟开始，要保证每项工作都能有效进行。而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在马隆的全面配合下，纽约分局立刻开始了全速运转。当特工们意识到三周之后就可摆脱我们时，他们就变得特别合作。没用多久，我就意识到该局的工作开展得相当不错。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我提不出多少不同的意见，好让这个分局更有效地运作。
到了4月23日，检查工作如期完成，我们结束得早，甚至还有足够的时间乘着那辆“灰狗”赶在政府机关下班前回到华盛顿。这在胡佛时期是未曾有过的事情，他宁愿公务旅行延以时日。这次简化的检查进行得颇有成效，包括局长在内，每个人都很高兴。
身为胡佛的耳目，就意味着会接受各种计划之外的任务，按照他们的说法，也就是特别任务和调查。我处理这类事情越多，胡佛就越倚重于监察处，并在第一时间将所有非常规问题交由我来处理。有一些是大案要案，配得上埃弗雷姆·津巴利斯特在60年代末的电视连续剧《联邦调查局》（FBI）一片中扮演的角色。埃弗雷姆的角色是监察处处长的近似再现，而在电视剧制作过程中，我充当了米高梅电影公司摄影棚的联邦调查局联络与技术顾问。
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值得搬上电视荧屏。海伦·甘迪是胡佛的私人秘书，也是联邦调查局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她有六十多岁了，在胡佛执掌联邦调查局之前，她就一直跟随在他左右。她聪明、机警且快言快语。由于知道她与老板关系极为密切，联邦调查局的每个人都竭力向她讨好。但当一封写给胡佛的注明“私函”的信件被耽搁时，胡佛就指示我对她办公室进行彻查。这让我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我不能责怪甘迪小姐，可也无法责怪其他人。
为了找到一个让各方都满意的办法，我对局长办公室的运作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和分析，包括邮件流程、人事管理和通信系统。但每一项都运行流畅，我很难想出什么改进办法。我建议给电话房的两名职员加薪，他们要负责局长室电话的接进和接出，要对胡佛办公室发生的每件事进行记录，还要留意局长的预约日程表。但我需要比那更能让人印象深刻的东西。最后是展示科帮我渡过了难关，该科平时的工作是制作展览品和证据模型。展示科的专家为电话操作员设计了一个巨大的操作台，可以让他们更为有效地组织和参与作业。这个精巧的装置像个新潮的航空售票处，每个人，最重要的是胡佛，都非常高兴。
胡佛有时会将我推入高风险的官僚斗争旋涡之中，这种斗争包括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之间的那些龃龉之事。有一桩特别的案子被遮盖起来。1969年3月14日，科罗拉多大学三十九岁的捷克裔俄罗斯史教授托马斯·里哈从家中失踪，而警方始终未能查出他的下落。联邦调查局知道里哈的行踪却不能告诉地方政府，因为这可能会危及秘密情报来源。但有位联邦调查局特工却向中央情报局的某个人吐露了情况，这人又转告给大学校长约瑟夫·斯麦里，斯麦里于是就做出声明，称里哈“活着且身体状况良好”。胡佛知道后，大为光火，要求中央情报局指证它的联邦调查局情报来源。但丹佛的这位中央情报局人员却拒绝这么做。
胡佛的执行人（3）
第二桩令人恼火的事发生在国内情报处联络科，这里有十名联邦调查局特工与其他政府情报机构保持联络。其中一名叫萨姆·帕皮克的特工专司与中央情报局方面的联系工作。帕皮克与中央情报局有着实际的工作联系，于是告诉了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所关注的问题，即联邦调查局没有采取足够积极的行动来对付美国国内的外国间谍。（这也是帕皮克的老板，主管国内情报处的副局长威廉·沙利文所关心的问题。）1970年，在帕皮克退休的时候，他给胡佛写了一封礼貌却不客气的信，催促他采取更多行动。胡佛怒不可遏，随后对我说他相信帕皮克的信是由中央情报局给起草的。
作为这两件事的后果，胡佛把我召到他办公室并对我说道：“我想撤掉联络科。它每年花掉我们二十五万美元的经费，而别的机构从那里得到的甜头显然比我们还要多得多。让主管自己与其他机构联络好了。”
“让我想想看，”我回道，“我想我们能找出有效的解决办法。白宫方面怎么办？您想继续直接和那儿联系么？”
胡佛略加考虑。“除了白宫的以外，其他的全砍掉。”显然，局长决心已定，没有什么能改变的，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