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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的一项工作，在上午十一时三十分至十二时之间，我要向托尔森全面汇报局长采取的每项行动的进展情况，他们总是在十二点整准时开始共进午餐。胡佛希望托尔森能充分利用这片刻时间谈谈行动的进展情况，这是他们餐叙的一部分。
新的工作还需要我周六加班，胡佛和托尔森周六或周日很少到办公室，但局长想随时了解情况。犯罪活动从来没有一天会停止的。我周六不得不在上午十一点前赶到办公室去审阅积压的材料，并确定哪些应送给局长，哪些则可以等到周一上午。我通常会加些说明和介绍。审阅工作通常会花掉两三个小时的时间，这项工作完成之后，我会将文件放进“袋子”（一个旧而破损的公文包）里，然后交给甘迪小姐，经她转给汤姆·莫顿，再由莫顿驱车将其送到局长家中。胡佛周六将材料浏览一遍，然后在周日认真地细看。每个周一的上午，附有批语和指示的材料就会从局长办公室拿回来。
对于托尔森，我得为他拟定所有高层人员的晋升和调动推荐信。我在监察处负责人的位置上工作了六年，大多数分局主管、助理分局主管和那些适合提升到相应位置上的人都或先或后为我工作过。托尔森对我很信任，所以会不加迟疑地接受我的推荐信和安排。他经常生病，在其身体欠佳的那些日子里，我就代他行使职权。
胡佛从来没有与我谈过托尔森迅速恶化的健康问题。尽管托尔森的思维依旧敏捷，但他已经没有充沛的体力来支撑日复一日的工作。他经常不来上班，由于眼睛的视网膜问题，阅读文件变得困难起来。很明显，对我而言，我的擢升并不仅仅是制约沙利文的一种手段。有人不得不着手接替托尔森的职位了。
我在一间鸽笼式的四室套办公室里占了张桌子，办公室陈设简朴，托尔森和他的五名工作人员平时就挤在这里办公。会客室那长而高的墙壁上除了几张小图片外，大部分都没有装饰之物。已经退色的灰色地毯上沾着经年累月留下的污迹，有些地方已破旧不堪，都露出了衬里。这些办公场所反映了托尔森的节俭。尽管原来那破旧不堪的地毯多年以前就该换掉了，但他还是拒绝铺上新地毯。
比起他七十二岁的年纪来，这位副局长要显得疲倦、虚弱和苍老得多。他一向消瘦的脸庞满是皱纹，显得非常憔悴。承受着令人日趋衰弱的中风和其他严重健康问题的影响，经受着完美主义者胡佛那日复一日苛刻要求的折磨，托尔森是一个难以侍候的人。和他相处需要机智、策略和耐心。对他健康问题的了解帮了我如何处理与他的关系。
我同情这个老人，他不愿让人知道自己是多么力不从心。中风让他的一条腿落下残疾，但他尚能在自己办公室的私密场所里挪动脚步走一走。但是，他终不能跟上胡佛轻快的步幅去共进午餐。与习惯上为表示自己对局长的尊重而落后一或两步不同，他现在要落后十二步或十五步了。胡佛有一天向我透露，他是有意保持那种步幅，促使托尔森尽力跟上，希望这样能让他尽快康复起来，或者至少要让他继续保持活力。
白宫的硬式棒球（2）
托尔森曾是一名强壮而富有能力的管理者。像胡佛一样，托尔森职业生涯的大部分都献给了联邦调查局。他十八岁时来到华盛顿并在陆军部工作，同时还参加了乔治·华盛顿大学夜校学习，并于1925年获得学士学位，1927年获得一个法学学位。他在1928年4月28日成为联邦调查局的一名特工人员，在1947年升任副局长成为二号人物之前，曾担任过各种要职。胡佛设立了其副局长职位，以赋予托尔森更多的权力。
托尔森用铁的手腕有效行使着这种权力，他更多地充当缓冲者而非改革者的角色。他全身心的激情都是保护局长免受过失与批评的伤害，并化解联邦调查局总部那些竭力争取本部门利益的强势而活跃的官员对其施加的压力。每件事要到达胡佛手上，都先要经过托尔森的办公室，而他那否定的反应倾向就大大减轻了局长身上的压力。托尔森对自己作为胡佛知已的角色也感到很满意。胡佛需要人能与他一起讨论高层人事问题和其他行政议题。
他们的办公室都设在第九大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交叉拐角处的司法部大厦五楼。胡佛有一长组办公室，沿着第九大街的一侧伸展开去，但他的个人办公室与托尔森的背靠背，由一条通向走廊和电梯前室的小过道隔开。托尔森办公室的后门离胡佛个人办公室后门只有数步之遥。他俩一向都由后门进入和离开。
由于我承担了托尔森的职责，从一大早起，我就得待在办公室里，一直等到晚上十点半，除非有重大的紧急情况发生，胡佛从这个时候起就不会再来了。我家也装了一条热线，从我家可以拨打联邦调查局总机。我卧室里的电话分机有一个红灯，有人给我打来电话时会亮起来，如果电话没接听，就会一直亮着。为了在我离开家或办公室时能保持不间断的联系，我会随身带个“侍童”（一种香烟盒大小的小型无线电接收机），总部找我时它就会发出一种声音尖锐的信号。我随后就会找到最近的电话打回去。
那“侍童”可是个麻烦事。我常常急匆匆地冲向电话，而被问的只是一些常规性问题。更糟糕的是，有些电话声称将由白宫打来，最终却是一些自命不凡的个人来电。司法部副部长罗伯特·马迪安就是这种人，他希望给人一种事实上他就住在总统办公室的印象。我很少有机会接到尼克松总统直接打来的电话。
1971年7月24日周六上午九点半，胡佛用热线给我打来电话。“费尔特，”他说，“我刚接到埃吉尔·克罗从白宫打来的电话。总统严重关切昨天《纽约时报》上刊登的一篇新闻报道。”沃尔特·比彻写了一则报道，将美国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的底牌给抖了出来。
“总统很恼火。”胡佛说。
“胡佛先生，”我应道，“我不怪总统大为光火。那就像打宝藏扑克露了扣底牌一样。”
胡佛说总统已派领导“水管工”小组的总统助手克罗处理泄密调查。克罗要求联邦调查局提供测谎仪及技术人员，以帮助讯问泄密嫌疑人，胡佛答应照办。他让我当天下午两点钟去参加白宫的一个会议。
我首先给周六值班主管打电话，让他给我读读《纽约时报》的那篇报道。其标题是“美国促苏联参加导弹暂禁行动”。内容极其详细，该文说明了美国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的底牌——如果其倡议书遭驳回，美国所能接受的底限。既然苏联现在已知道了我们的老底，美国的谈判代表们自然无法取得超出最小预期以上的成果。
我给助理局长伊万·康拉德打去电话。他负责联邦调查局实验室，掌管测谎设备并训练设备操作人员。七年以前，为回应民权自由主义者的高调吁请，胡佛下令禁止使用测谎仪，康拉德那时感到非常失望。和联邦调查局的许多人一样，康拉德对这种仪器极具信心。尽管不能达到百分之百准确，但它有助于排除无辜者，让我们把精力集中在那些读数可疑和拒绝测试的人身上。
我告诉他要重新使用测谎仪时，康拉德显得很是烦躁。“马克，”他说，“我们的确没法用了。我们的设备放在匡恩提科仓库落满灰尘，操作人员七年来从没用过。这可真是个糟糕透顶的错误。”
白宫的硬式棒球（3）
“伊万，”我告诉他，“我们无论如何得用上它。开始行动吧，把机器弄回华盛顿，再挑选最好的操作人员过来。我们最早明天就得做些测试，星期一时就要准备全力以赴了。老板说总统烦透了。”
在我赶到白宫之前，几台机器已被擦拭干净，并从匡恩提科启运，正在运送途中。此外，康拉德设法从纽约市警察局借到一些设备，由该局用联邦调查局的车辆送到华盛顿。
我是第一个赶到白宫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我当时大概是这么想的。有个秃头的矮小男人，穿着工作服和一双弄脏的网球鞋，正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地摆放椅子，我把他当成了一名清洁工。结果这人却是罗伯特·马迪安，他在接到参加会议的指示之前就已到了网球场。
埃吉尔·巴德·克罗主持会议。其他与会者有白宫人员戴维·R．扬（他看上去是在辅助克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