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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给他任何理由让他这么想。我相信我取得了他的充分信任。对于我在调查和人事事务方面的劝告和提议，他通常会予以认真的考虑。他乐于和我交谈，有时谈话的时间会相当长。我感觉他差不多像我欣赏他一样地欣赏我了。
这并不是说他是一个容易侍候的人。他强硬而暴躁。他极为聪明，对细节有着惊人的记忆。衰老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我不得不经常与他打交道，发现对于前些日子看过的备忘录，他总能回想起其细节来。
我没能接替他的局长职位。我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保持联邦调查局的廉正。我知道托尔森将会退休而去，会将权力交给我这个三号首长来保持联邦调查局的正常运转。我不得不做好表率，保证各部门运作平稳和防止士气低落。
我没想过总统会任命联邦调查局之外的人来接替胡佛的职位。如果事先知道，我对这个职位就不会抱以希望。联邦调查局有许多训练有素的高级官员能胜任局长职位。我本人的履历也不错，我认为自己是很有机会的。
这一天分分秒秒地流逝着，我大脑里不禁重现局长的最后时光。这天是“五一节”，与平时没有什么两样。汤姆·莫顿是胡佛的私人司机，驾驶着那辆凯迪拉克防弹豪华轿车。这天上午九时三分，稍稍迟于上班时间，他驱车驶进司法部大楼的院子里，带着他的乘客停在紧靠电梯大厅的特别停车位上，电梯大厅就在离第九大街和宾夕法尼亚大道拐角最近的地方。这些电梯差不多处在五楼局长办公室的正后方，从轿车到停车区里的电梯只有数步之遥，而从五楼电梯间到胡佛个人办公室后门的距离则还要短些。
胡佛平时会在克莱德·托尔森的寓所用自己的轿车捎上他，然后一起赶来，托尔森照例会落后几步跟随。但是这一天胡佛下车后，托尔森却没有在后相随，只有他一个人步履轻快地走向电梯间。
胡佛离开停在离电梯间不远的汽车时，莫顿总会奔向一个专用电话，给局长办公室打电话，提醒每个人注意：“他上来了。”结果便是一阵忙乱，在电话打来之前，如果办公室人员都很散漫的话，电话打过之后就不会有这般悠闲的人了。
那天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我见过胡佛，还用内线电话交谈过几次。他思维敏捷，言语铿锵有力，有其特有的冲劲，各方面都与平常无异。
他差不多下午六点钟才离开办公室，然后赶往托尔森的寓所，在那儿用晚餐。莫顿后来驱车将他送回家，到家时间是晚上十时十五分。管家安妮·菲尔兹没有听到他进来，这并不奇怪，因为她是在地下室里过夜的。
安妮说胡佛晚回家之后，通常会让他的两条凯安犬在后院玩耍戏闹一番，它们睡处附近铺有报纸，从报纸上看，有迹象表明它们当晚像平时一样在外面排便过。这两条狗对胡佛非常依恋。较大的“G男孩”在他的主人去世数周之后死去。而“辛迪·莫佩德”则拒绝进食，数月之后也死掉了。
次日早晨七点三十分，安妮根据胡佛固有的习惯备好了早餐，但胡佛并没有下楼。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卧室里没有任何动静，她开始担心起来。上午七点四十五分，莫顿开着那辆轿车赶到，比平时提前了几分钟。数分钟后，吉米·克劳福德也到了。克劳福德当过胡佛多年的司机，1971年12月在一次大手术之后退休。从那以后，胡佛就雇他在庭院周围干些杂活。这天早晨，他过来要将胡佛从一个西海岸苗圃买来的玫瑰给栽上。克劳福德是提前赶来的，因为他知道老板可能要指定每束玫瑰应该栽在什么位置。
他们三人讨论了一番，决定由安妮去敲局长的房门。没有回应，她试着推开房门，当安妮慢慢进到卧室时，她看见这位她侍候多年的男人已躺在床边的地板上了。她冲下楼找来克劳福德。克劳福德握住胡佛的手，发现它僵硬而冰冷。他将手放到地板上，然后从床上拿了一条毛毯盖在身体上，确定胡佛已经死去。克劳福德给托尔森打去电话，然后让莫顿开车将他接来。安妮则打电话给局长办公室的职员厄玛·梅特卡夫，由她联系局长的私人医生罗伯特·乔伊瑟。乔伊瑟火速赶到，随后就宣布胡佛已经死亡。
“胡佛死了”（3）
十一时不到，约翰·莫尔给约瑟夫·高勒殡仪馆要了电话，这家殡仪馆离胡佛家比较近，位于纽约威斯康星大道哈里森街。高勒派出一辆无标记的小汽车，这辆车可以拉运一副装上尸体的担架。为避开新闻摄影师，那辆车从后巷靠近住宅。验尸官代表们等到白宫正式宣布死亡，然后将胡佛的遗体从后门移出，穿过庭院，通过车库送到正在等候的汽车上。高勒的车于下午十二点半离开胡佛的住宅。
约翰·莫尔和海伦·甘迪一直考虑的是共济会葬礼，但在下午两点零五分，白宫打来电话说，总统已决定举行全军礼国葬。遗体将于5月3日安放在国会山圆形大厅供人瞻仰，5月4日将举行追悼会。军方接管了礼仪安排。
1972年5月3日清晨，天气灰暗而阴沉，在国会山圆形大厅里，空气中的薄雾让悼念活动笼罩在阴郁的气氛之中。那沉重的棺柩安放在为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建造的柩车上，在胡佛之前，只有二十一位美国英雄和政治家享用过这辆柩车。柩车上午十一点半抵达国会大厦。由美国国家长老会牧师爱德华·埃尔森和美国参议院牧师为前导，抬棺者们负重走上长长的台阶。莫尔后来对我说，他和甘迪小姐选了一种铅衬里的棺柩，有一千多磅重，根本没考虑要将它抬到国会大厦台阶上去。对那些年轻人来讲，这肯定是一种难以置信的重量，当他们竭尽全力挣扎着走上台阶时，有两个人被扭伤了。
圆形大厅里的悼念活动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联邦调查局行政会议成员充当了荣誉护柩者，局里许多其他人也参加了悼念活动。首席法官沃伦·E．伯格曾备受胡佛青睐，他颂扬局长是“一位刚正不阿的人，（他的）个人操行规范已深刻影响到整个团体，使其兼具效率与清廉。”
从下午到晚上，有数千人赶来致以他们最后的敬意。棺盖紧闭的棺柩让几个寻求刺激的作家将胡佛想象成死于谋杀。而在高勒殡仪馆供人瞻仰的那几个小时里，胡佛的棺柩一直是敞开着的，并没有谋杀的迹象。
那天下午，莫尔回到自己办公桌后，有位客人走了进来。他是帕特里克·格雷三世。这位助理司法部长宣称，司法部长理查德·克兰丁斯特指示他来查阅“秘密”文件。
莫尔耐心地做了解释，称联邦调查局并没有他所听说的秘密文件。对那遗体已躺在圆形大厅柩车里的胡佛，他们也聊了几句，之后格雷就离开了，看上去还算满意。
次日，也就是5月3日的上午，格雷情绪激动地再次来到莫尔的办公室，要求知道那些秘密文件放在什么地方。莫尔再次向格雷断然否认秘密文件的存在。谈话逐渐激烈起来，言语也变得不那么客套了。莫尔后来说：“我想我确实对他说了点粗话。”
在这一点上，格雷坚持己见，毫不妥协，他说道：“瞧瞧吧，莫尔先生。我是一个精明的爱尔兰人，没有谁能摆布我。”
莫尔站了起来，大声说道：“看看吧，格雷先生，我是一个精明的荷兰人，谁也摆布不了我。”格雷转身离开。后来三小时不到，克兰丁斯特就任命格雷为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格雷接到任命不到半小时，我就接到托尔森打来的电话。
他说：“我希望你今天正式安排我退休。”
我问：“你要在电话里给斯基尔曼夫人口授申请吗？”
“不，”他说道，“我想让你写。简短一些，没有什么要大书特书的。让斯基尔曼夫人在上面签我的名字。”
“行，”我说道，“我今天下午交给格雷，马上开始办理。”
那封信是我写的，措辞要比托尔森温和一些。既然在克兰丁斯特的任命听证会期间，我已经和格雷有过相当多的接触，我就毫不犹豫地选择直接给他打电话。我将情况告诉了他，他并没有感到意外。
他说：“给他写一封温暖人心的信，同意他的退休申请。要赞扬一下他多年的杰出工作。给我空下签名的地方。写上今天的日期。”他顿了一会儿，然后继续道：“葬礼之后我想找你谈谈，之后我会在上面签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