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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格雷（2）
晚上九点五十分，帕特·格雷打来电话，称其刚刚回到华盛顿的住处，在给总部打电话报到的时候得知这起刺杀未遂案。他说他将接手联络白宫的工作。第二天，格雷告诉我，他十时整和十点三十分联系过白宫，都是科尔森接的电话。由于没有多少新情况，科尔森说除非有意想不到的进展，否则不必再行报告。格雷当天晚上也和司法部长克兰丁斯特通过电话。因在重大案件发生时格雷没有在场，克兰丁斯特和科尔森似乎很恼火。
在管理联邦调查局方面，格雷的一个主要缺点是长期不在其位。他多半时间都不在市里。而即使他留在华盛顿，也是经常泡在无法联系的地下健身房，而他在那里是不允许有任何打扰的，要么就是锁上门与他的私人班子长时间地开会。他很少与行政会议成员碰头。在司法部，他以“三天格雷”的绰号而出名，因为他延长了呆在康涅狄格的周末。他对这个绰号很敏感，也许是因为这一绰号是如此贴切的缘故。有一次，我在他的办公室讨论一个案子的时候，格雷说道：“还有另一件挺重要的事情。昨天我和一位联邦法官交谈时，他说我的一位助理局长在说我的坏话。”
“这个助理局长叫我‘四天格雷’。” 当他如此抱怨时，我几乎噎住了。
强忍着发笑的冲动，我说道：“你为什么不让那法官指名道姓地说出来？让他告诉你是谁说的，那人又是从谁那儿得知的。”格雷的脸变红了，他一定意识到我知道他的真正绰号。“现在就谈到这里吧。”他说道。媒体后来称他为“两天格雷”，而他的工作记录则证实了这种说法的正确性。（公正地讲，格雷回到康涅狄格的家里时，公文包都塞满需要处理的材料。他想成为一名优秀的联邦调查局局长，他也热爱这份工作。）
多年以来，在试图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胡佛时，司法部的职业官员们屡屡受挫，因而心中恼怒不已，胡佛死后，他们总算有了扬眉吐气的一天。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向格雷或他的私人班子成员提出要求，而这些要求都得到了不折不扣的执行。
格雷最初有一个与政策或程序无关的举动：他将自己办公室里一个未曾用过的食品间改装成厨房。厨房配有一台新电冰箱和一个电炉灶。瓷器、银器和烹饪器具一应俱全，还雇了一名年薪一万美元的厨师。为置备厨房食品用料，每名行政会议成员都交纳了二十五美元作为第一笔伙食费。
格雷在局长办公室添置了一个酒吧间，这在胡佛任内是闻所未闻的。进餐的地方是胡佛以前举行正式活动的大会议室。格雷花了五千美元订购了一张更大的会议桌，可当桌子送来时，他却没有签收，因为这个桌子用的是“富美家”牌桌面。他想要更大的桌子，这样就可邀请更多的人共进午餐。行政会议成员有十五名，加上助手四名，为迁就到访的头面人物，就有必要轮流邀请进餐。格雷邀请众议员和参议员参加午宴，这种宴会助理局长们每月可参加一次。我的待遇要好一点，每月可以参加两次。有位助理局长在交纳第二笔二十五美元的伙食费之前只参加了一次午宴，他后来估算自己每餐要花费十六点六七美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对于那间厨房和种种精美膳食（的确堪称美味佳肴），其直接和最明显的后果就是烹饪时的气味，它们充斥着整个公共走廊。格雷去职后，威廉·拉克尔肖斯接替其职务，他保留了那间厨房，后来接任局长的克拉伦斯·凯利同样如此，甚至还让厨师做了自己助手。
1972年是一个危机重重的年份。首先是胡佛的继任者问题，两周后发生了华莱士枪击案，一个月后又发生了水门夜盗案，这一切都发生在总统竞选之年。那时候，我们似乎总是与白宫步调不一。1972年9月8日，白宫约翰·埃利希曼的助手杰弗里·谢泼德给司法部送去一份备忘录，备忘录圈定了十四个州，要求司法部提供这些州关于刑事司法问题的材料。备忘录明确指出，这些材料将用于尼克松总统的竞选连任。我们接到备忘录时，规定联邦调查局上报材料的最后期限已经过去。格雷的助手金利将该要求传达给了相关部门。二十一个地方分局都收到电报，电报原文引用了所提要求的内容，并注明是白宫提出的。对于向总统递交刑事司法材料一事，直到该电报内容被泄露给《时代》杂志时为止，格雷和我都没发现有任何不同意见。《时代》杂志就此事炮轰代理局长，称其将联邦调查局政治化。为找出是谁将消息泄露给《时代》杂志，格雷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下令彻底调查接触过该电报的每名职员和特工。他对媒体几乎是偏执狂般的多疑，而他最关心的就是白宫会对他说些什么。
三天格雷（3）
当月晚些时候，格雷为白宫的另一个紧急要求给我打来电话。“马克，”他说道，“我刚接到劳伦斯·希格比（霍尔德曼的助手）的电话。我正准备前往底特律做一次演讲。希格比想让联邦调查局调查长滩市的一起入室行窃案，它涉及到总统体检信息。你是不是给他打电话，看看是些什么情况？”
我联系到希格比时，他对头天发生的事情还很激动。总统的医师顾问办公室被盗。“窃贼是周三深夜或周四凌晨闯入医生办公室的，”他说道，“他们试图拍摄总统病历，那些病历册被抛撒一地。总统希望联邦调查局调查这件事。”
“我马上调查，一小时内给你回电话。”我告诉希格比。
“多谢，”他说，“我们希望联邦调查局在这件事情上能全力以赴。有人想为难总统。”
洛杉矶分局通知我，这起案件按例正由长滩警方展开调查，他们相信是一帮青少年所为。那间医师办公室数周前就被盗窃过，有少量财物被偷走。在这两起案件中，窃贼都是通过拉门进入的，这个拉门的一个挂钩坏了，而当地类似的入室行窃案件也正处于调查之中。总统的病历档案撒落在地板上，但没有迹象表明它被翻动或拍照过。
我将该信息转告了哈格比，并告诉他联邦调查局无权介入此案。他立即变得言辞激烈起来，咄咄逼人地要求联邦调查局“就此案发布新闻”。我说道：“哈格比先生，联邦调查局没有理由插手此案，此外，除非逮捕行动是由联邦调查局执行的，否则联邦调查局也无权发布新闻。”哈格比仍争辩说必须发布新闻。我对他只做了一项保证，那就是随时告知案件的进展情况。但哈格比没容我与他联系。他频频给我打电话，在后来的十天里，他至少给我打了十五个电话。我的答复总是“没有”。我奇怪白宫为什么对发布新闻如此感兴趣。当我得知“水管工”曾闯入一位精神病医师的办公室后，答案就出来了，这位医师曾给泄露五角大楼文件的丹尼尔·埃尔斯伯格治疗过。我怀疑白宫有人知道拍摄埃尔斯伯格精神病历的勾当注定会败露，而如此煞费苦心，就是想表明尼克松总统也是此类伎俩的受害者。
对于联邦调查局所受的这些政治侵扰，格雷没有做出任何抵制的姿态。到了1972的秋天，联邦调查局总部里的人对这位代理局长普遍有了如梦初醒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正波及到各地方分局。格雷曾赶到各个地方分局，进行事先准备好的千篇一律的演说，讲着特工们最想听的话，一度深得特工们的拥护。尽管如此，作为其“开窗”政策的一部分，格雷将敏感的人事问题在媒体上广为传播，这让特工们极为不满。他们难以信任格雷抱成一团的私人班子，因为这些人的主要目的是为格雷谋取利益，而决不计较因此将会让联邦调查局付出多大代价。
1972年11月20日，格雷因在新伦敦市劳伦斯纪念医院就医接受腹部手术，直到第二年1月2日才返回华盛顿。他指示我在此期间，所有报告和往来书信由我签署。因为他向来很少呆在华盛顿，所以对于我本来就已紧张忙碌的工作节奏而言，其延长不在位时间并不会造成多大影响。
格雷休完病假回来后，我们进行了一次密谈。他告诉我白宫又遇到了麻烦。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所在地华盛顿水门大厦被人莫名其妙地闯入，在针对此案展开的调查过程中有人泄露了消息，给白宫招惹了麻烦。格雷吐露，嫌疑泄密者就是马克·费尔特。
水门事件（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