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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马克还是联邦调查局设在弗吉尼亚州匡恩提科市的专科学院的课程主管，负责培训新探员基本反间谍技术。因此当马克被提升到联邦调查局最高层时，他对沙利文负责的那个声名狼藉的反间谍计划了如指掌，那个计划的内容就是协调渗透到极端组织里的线人和探员。
总而言之，马克比联邦调查局里大部分人都了解间谍技巧。这种技巧中的一部分是为渗透到对方内部的探员杜撰一段经历以掩盖他的真实身份。杜撰经历的手法通常是制造一份“介绍信”，比如犯罪记录，以证明对敌人的绝对忠诚，或是抹掉真实的个人历史记录。马克在成为伍德沃德的秘密线人后，隐匿了他们已有两年友谊这个事实，伍德沃德在此事上也十分谨慎。因此在伍德沃德报道水门事件期间直至在接下来三十年里，在人们不断寻找“深喉”本人的情况下，都没有人能肯定邮报记者和联邦调查局官员这两个人之间有私人来往。
序言（12）
在联邦调查局，探员们都要学习保密和隔离，可没有人像马克·费尔特那样善于隔离。他划清了家庭和工作的界限，私人生活和职业生涯的界限，当然还有他的秘密身份和他的公开身份之间的界限。伍德沃德在《秘密线人》一书中提到一件事：他在2000年初出乎意料地突然给马克打电话说：“我希望你能回忆一下往事并多吐露一些实情出来。”他的这个老搭档犹豫了一会儿说：“让我们只是……我要挂断电话了。关上这扇门，一切就到此为止吧。”
在担任监察处副主管的时候，马克能接触到局里每一位探员的敏感信息，他也以谨慎而闻名。在一开始他还没有得知一些机密的任务，如根据白宫的命令在国务卿基辛格电话里安装窃听器以监听国家安全官员和记者的通话。
在胡佛领导下的联邦调查局里，谨慎是被提升到顶层的重要条件。另一项重要条件就是善于与主管相处。胡佛的首要纪律十分明确：不许损害联邦调查局的名誉。局里的教官和监管者反复向新成员灌输这条纪律，监管者负责执行纪律，监察员则负责惩处那些违纪者。这项禁令覆盖了每个探员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工作时的穿着（西装革履）到工作的时间（大量而漫长）。一个想有所作为的探员不得不每两到三年就搬一次家以获得更多的工作经历，因为按胡佛的要求，这是提升所必须的。胡佛自吹高效的这套制度有一个能引以为荣的特点，那就是探员们从一地调往另一地的过程中甚至都不会耽误任何一个任务。可另一方面，探员们的家人却因无休止的搬家、转学（常常是丈夫不在家的情况下）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许多探员的妻子因不堪忍受而自杀，甚至在这种情形下，胡佛的首要纪律依然适用。据说一名探员的妻子把家中过冬所需的水果装罐后，写了一封简短的遗书后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马克·费尔特的事业生涯中，他的妻子奥德丽始终鼓励他去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奥德丽·费尔特是爱达荷州大学优秀毕业生，同那个年代许多其他的女性一样，她把自己的一生融入到了丈夫的事业中：帮他挑选整洁的服装和领带，帮他装饰办公室。马克成为联邦调查局二号人物后，奥德丽在他的办公桌上方装了小聚光灯，让桌子看起来更加明快一些。
然而马克在联邦调查局的工作同样给有着敏感个性的奥德丽带来了压力。马克一周工作六天，频繁搬家，不能脱离联邦调查局风格的拘谨的社会生活，一连十二年下来，奥德丽终于在1954年因心力交瘁而病倒，当时马克一家生活在西雅图。后来她总算恢复了健康，可依然很脆弱。当琼长大成为一个美丽而倔强的女人后，她们母女又常常发生争执。马克不得不在忙碌了一天后，晚上又在家中调解她们的矛盾。
20世纪60年代是马克职业生涯的尾声阶段，也是美国社会发生巨变的时期。费尔特一家也亲身感受到了这种变化，琼离家去了加利福尼亚一个农场，开始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并加入了一个宗教社团。全国反对越战的呼声越来越高，新的生活方式——性解放、吸毒、摇滚乐等等拉远了两代人之间的距离，城市里充斥着激昂的情绪，激进的政治思想十分流行。
这样的社会潮流，联邦调查局也难免卷入其中，它的许多行动都引起了政治和司法领域的广泛注意。在肯尼迪政府的授意下，联邦调查局在马丁·路德·金的房间里安装了窃听器，试图监视两名与共产主义组织有联系的顾问对金的影响。从不偏离胡佛政策的马克支持联邦调查局对马丁的监听行动，但不赞同他的对手——反间谍行动负责人沙利文主张的威胁恐吓那些民权领袖的行动。
马克退出了沙利文参与筹划的休斯顿计划，该计划最终也被胡佛否定了，因为那是尼克松政府用来向自己的对手开展情报战的。马克同沙利文之间的无声战斗并不仅仅反映了他们在政策上的分歧，还关系到联邦调查局的未来。白宫的幕僚们所推行的那个休斯顿计划是他们制约政治对手的关键手段，特别是对那些反对政府越南政策的人。沙利文参与筹划休斯顿计划的目的是在与胡佛的权力斗争中赢得政府的支持。而费尔特则站在胡佛一边，因为他明白如果这个计划得到批准，白宫就将派出一个代表来协调和指挥联邦调查局去从事一些最为敏感的行动，其中许多行动的合法性都值得怀疑，那样联邦调查局可贵的独立性便会荡然无存。
序言（13）
1970年10月，沙利文与胡佛公开决裂。沙利文在一次演讲后说，新左派运动成为对美国的新威胁，效仿苏联的美国共产党则大势已去。胡佛已经通过常年宣扬苏联威胁论从国会那里争取了不少经费，而他的苏联威胁论的根据大都来自于沙利文搜集的情报，他听了沙利文的论调后大为震怒。沙利文的意图也很清楚：那些言论多半是在白宫的授意下发表的，因为当时白宫正在设法平息公众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以便为总统即将参加美苏武器谈判，进而在1972年访问中国打下基础。1971年8月，沙利文给胡佛写了一封信，大胆地建议他退休，可他打错了算盘，反而被胡佛解雇了。这使马克成了联邦调查局内部唯一的局长候选人。
可这并没有为马克的进一步提升铺平道路，八个月后胡佛去世的时候，白宫从外部任命了新的局长格雷。格雷上任一个月后，水门事件就发生了。对于马克和联邦调查局来说，那是个空前脆弱的时期，马克和胡佛的拥戴者们失去了为他们顶住各方压力的局长，也失去了胡佛手中赫赫有名的私人文件，据说那些文件里有许多政客的把柄，专门用来对付那些干涉联邦调查局的政客。尽管还有一部分没有销毁的文件被格雷和马克掌握了，可没有了把柄，马克从胡佛那里接手的也只是一个没有应变能力的局长职权。一句话，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威慑力随着胡佛一起走进了坟墓，这使联邦调查局面对政治干涉十分无助。
马克在本书中表示，他在那个夏天充当“深喉”的目的就是让白宫处于公众的视线下，以阻止它干涉联邦调查局的调查行动。这种初衷在华盛顿是相当寻常的；可没想到一开始并不引人注目的内幕揭发行动却变得越来越大胆。1972年10月，马克与伍德沃德开始了他们勇敢的合作； 这对日后推翻尼克松政府起了关键的作用。
直到现在，公众还认为水门事件的披露是两个勇敢机智的年轻记者的英雄行为，就目前的情况而论的确是这样。可真正在整个事件浮出水面的过程中起核心作用的，是提供情报的那个联邦调查局高层人士，要知道，在那之前他已经为检察官们和大陪审团撰写了三十年的调查报告。
马克在扮演“深喉”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难题，不是防止在与伍德沃德会面时被发现； 而是在与同事共同查找泄密者的过程中避免被怀疑。在1972年夏天，他和格雷命令对下属进行盘问，并要求每一个下属在接受提问前宣誓说实话。后来司法部长理查德·克兰丁斯特对他产生了怀疑。马克说服格雷不要相信那些荒唐的怀疑。据马克1979年出版的回忆录的记载，他当时对格雷说：“帕特，我没有向任何人泄露任何事，他们错怪我了。”
格雷当时说：“我相信你，可白宫不相信。克兰丁斯特跟我提了三四次要把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