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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纳粹分子。他们是否有勇气牺牲自己的生命和自由是另外的问题，但他们将永远在内心里反对纳粹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具有混合品格，就象在中产阶级中通常出现的情况一样。我们估计这些人既不会成为坚定的纳粹分子，也不会成为抵抗战士，他们可能在随大流中表现出程度不同的热情或疏远。
虽然没有详细的统计数字可资证明，我估计很多人都会认为我们的研究结果相当准确。只有很少的德国工人加入了抵抗运动，更少的人成了坚定的纳粹分子，多数人两者都不是。抵抗运动也就一直没成气候。我们使用的方法不仅能在预测希特勒的政治前途上起重要作用，也可以用于任何国家和任何人民。一旦我们抓住了信念与观点的区别，就可以着手进行具体的社会分析学研究。
舒尔茨：您刚才提出你们的研究从未发表，为什么？
弗洛姆：主要因为研究所的上层不同意发表 。至于他们为什么不发表，那就是题外话了。
舒尔茨：很可能是害怕和谨镇。回想起来。这件事情很有些可惜。如果当时把这篇东西发表出去，可能会在唤醒舆论方面发挥一些作用。
弗洛姆：确实如此。可它们一直被束之高阁。一些人甚至想根本否认它们的存在。当然，这是无济于事的，它们确实存在。
舒尔茨；现在有没有出现类似的研究结果？
弗洛姆：据我所知还没有。我的同事迈克尔·马柯比和我曾在墨西哥的一个小村庄里，以同样的指导思想写过一篇东西（见《弗洛姆选集》第三卷。题为“心理分析与品格学的理论与实践”——英译者注）。我们不仅涉及了“权力主义”和“反权力主义”的品格倾向，也涉及了其他问题。迈克尔本人也用相同的方法作过一篇有关美国各个不同阶层中，有嗜尸癖者和热爱生命者之间区别的研究论文。除此以外，还未发现这一理论的新发展和应用。
舒尔茨：弗洛姆教授，我们如何能够在政治领域中，对人的品格更具有判断力？大多数政客们当然并不希望我们具备这方面的能力，但我认为对于健康的民主制来说，人民对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人具有锐利的分辨眼光，是相当关健的。电视使我们可以从近处看清他们的面孔、他们的姿态，以便观察隐于其言辞背后的某些东西，但究竟应该怎样做到这点？
弗洛姆：这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对一个民主国家来说尤其如此。怎样才能避免民主陷入煽动的陷阱？民主国家的人民好象是在自己做出判断。但如果他们只注意政客们的言辞并受它的影响，又如何做出判断？美国的选民们用很多的办法来评价竟选者的诚实、虚伪、耿直、风度和躲闪等等品格，德国的选民们也如此，但这样做的地方毕竟还很有限。
一个民主政体要得以正常运转，需要许多先决条件，在此当然无法一一列举。但可以说，先决条件之一，就是人民能够看出政治家的主要倾向和情感所在，以及何种哲学或宗教的品格指导着他的政治立场和观点。这意味着我们首先必须摒弃某些成见，然后才能学会如何全面而完整地观察一个人。
有趣的是，在我们做生意的时候，通常在这方面表现出很强的本领。当我们要雇佣一个人、或是要与他合伙时，决不会只听他如何讲述自已的一大堆优点，而是仔细琢磨他的整个为人。越是与已切身相关， 我们就会越注意判断对方的品格。但是，当事情与我们自身以外的社会与政治利益相关时，我们却不愿意费这份心思，只想坐在后排的椅子上，听听那些能使自己愉快的话，然后跟在别人后面走。其实，无论是孩子、青年和成年人，都可以在社会的实验室中，在每日的日常经验中学会观察一个人的本质。当然，读书也是一个办法。遗憾的是心理学、尤其是学院派心理学，虽有不少成功的作品问世，但在社会与政治的科学方面还没有很多成果。品格学、或关于品格的科学，对于政治、教育、婚姻、友谊等等都非常重要。比起那些学院派心理学的发现来，品格学与生活有着更紧密的关系，但是在心理学领域中，这一学说尚未占据重要的一席。
舒尔茨：请原谅我提一个与我的职业有关的问题，也许我过份夸大了它的重要性：记者是不是应该比其他人更应该在品格学方面有所造诣？这样才能在对政治形势和其他重大事件做出评价时，不至为幻象所迷惑，而具有一种清晰和敏锐的洞察力？
弗洛姆：当然，我们大家都希望如此。但不能忘记，运用品格学的方法需要有勇气。说一个政治领导人的好话总是容易的。但要说此人是个骗子，说他的目标与他所声称的相反。他将把我们引向毁灭，这是需要有些胆量的。因为这样的观点很难被证明，并且人的品格又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东西。
舒尔茨：最后一个问题带一点总结的性质：反抗是一种比较高级的行动，需要专门的训练才能完成。但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我们经常遇到的是逆来顺受、听天由命、无能为力、不愿承担风险和责任。您能否简短地评论一下，反抗需要在何地何时开始出现，才能在暗杀这类行动成为必要之前产生效果？
弗洛姆：如果在希特勒已经赢得胜利后再反伉他，你是在开始之前就已经失败了。因为进行反抗需要内在的核心，需要信念。你必须信任自己，学会批判地思考。你必须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而不是一只羊。要做到这些，要学会“生与死的艺术”，是需要不少努力、实践和耐心的。象其他技艺一样，这也是要学习才能掌握的。如果一个人沿着这条道路发展，他就能知道好与坏——对他和其他人成为一个人，而不是对他的成功、权力和财富而言。
我们的大脑结构使我们能为自己选择最佳目标，并使我们的情感为之服务。走这条路的人不仅能对希特勒那样的大暴君进行反抗，还能在日常生活中反抗那种无形的暴君，如官僚和那些异化了的社会存在。这样的反抗更为困难，因为今天这种无形的东西充斥着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越来越蜕化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东西，一个附属品，一个别人手中的玩偶。他不用做决定，不用负责任，只需按照别人的指令行事。在他的生活里，思想、情感和想象力越来越萎缩。他终日所想的只是这类问题：怎样才能爬上去？怎样才能挣更多的钱？至于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人他是从来想不到的。在古希腊，这类的问题是一切思想的核心，这些思想不是力图控制自然，而是力图回答这样的问题：什么是最好的生活道路？什么有益于人类的发展？怎样能使我们的潜力得到最充分的发挥？
在我们的生活和社会中，充斥着逆来顺受、冷眼旁观——这就是法西斯主义和与此类似的东西能够出现和蔓延的条件。
七、以生命的名义——给自我画像
他的最富有魅力之处，在于贯穿他的全部思想、言论和行动中的、非正统的、不落俗套的观点。这种气质在学者中是不常见的。他的思想永运充满蓬勃的生机；他拂去时间的尘埃，开拓新的生命之路；他抛弃教条，也抛弃自己的固执……
这是弗洛姆与电视台编辑的一次问答式谈话。
舒尔茨：我们在这里进行的是一场对话，而不是一次采访。这场对话将是不做预先准备的、即兴的、没有特定的题目和目的的。谈话的乐趣本身就是谈话的目的。
我在这场对话中扮演一个读者的角色。这个读者去仿造自己熟悉的作者，想更多地了解一些这位作者没有写在书上的东西。今天晚上我想主要来听。我不想做问答式的对话，我问问题的目的是想使您更多地讲。
这个主意听上去有些过时，好象不是去播音室，而是在自家的客厅里。人们一般不去播音室里促膝长谈，他们在这里要么正经八百地发言，要么就是搞点儿大众娱乐，象供给大众的其他商品一样，用不着关注它的真伪。但在今天晚上．我们谈话的中心却是对于真实的追求。
“Conversation ”（对话、交谈）一词来自拉丁文“Conversion”（转化、变换），而转化的发生时常会伴随着一场真正的对话。对话的目标不是要战胜对方，而是与对方交流。在对话中没有主角，因为人人都是主角。
开场白到此结束。现在，请允许我问您，弗洛姆教授，您是否认为象我们今晚在这里所做的事情仍然在我们的时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