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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使人区别于动物？不是直立的姿势。在类人猿的大脑远未发达之前，它们已经在直立行走了。同样也不是工具的使用。这是一种全新的、前所未知的品质——自我意识。动物有的是对物的意识，意识到此物与彼物的区别，而当人类诞生时，却产生了对于本身的意识。他意识到自身的存在，意识到自己与自然和其他人的区别，意识到自己在思想和感受。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从未在动物的世界中发现类似的东西，正是这种特殊的品质使人成为人。
我们称之为人的生物在出现后大约三万年中，都生活在绝对的艰苦和持久的短缺之中。他们靠狩猎和采集为生，还不知如何耕种。后来出现了新石器时期，这一伟大的进化大约发生在一万年以前。人开始生产、制造物品。他不再依赖偶然拾到的东西和狩猎而生活，而是开始成为农夫和牧人。他开始生产出多于需要的东西，开始运用自己的远见、智慧和技能来满足自己的需要。
第一批农夫和他们使用的简单的犁今天在我们看来十分原始，但他们是不再完全依赖大自然喜怒无常的施舍的第一批人。他们开始运用头脑、想象力和自身的能量去影响世界、去为自己创造一个更舒适的环境。他们开始着眼于未来，并且第一次达到了一个相对富裕的状态。他们很快将农业和畜牧业的原始方法抛在后面。他们开始发展文化，建立城市。我所说的“相对的富裕”是指这样一种阶段：早期的贫困和短缺已被克服，但新的富足又十分有限，无法使人人有份。支配社会的少数人把最好的东西归为己有，多数人只能得到剩下的部分。虽然过于简单，我们仍旧可以说，相对富裕（或相对贫困）是新石器时期的规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当今社会的规律。
相对富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人们可以藉此发展文化，是建筑房屋、组织国家、资助哲学家等等活动的物质基础。但另一方面，相对贫困的结果却是一小部分人不得不去剥削一大部分人。离开了大多数，经济无法发展，战争无法进行。战争出现于新石器时代的开始，一旦有了值得从别人那里拿走的东西，一旦人们建立了群体的生活，战争就成了一种制度。我们经常把自己参加战争的原因复杂化：“我们受到了威胁！”以此来说明战争的正义。其实，战争的真正动机是显而易见的。
伴随着新石器时代而产生的相对富足，一方面有利于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带来了战争和人剥削人。从那个时代起，人类就多多少少有些象生活在动物园中。这样，基于对人的观察而建立的整个心理学领域就必然出现了一种情况，类似于基于对动物园里的而不是对野生动物的观察而建立的生态学的情况。索里·米克曼观察了伦敦动物园中的狒狒，发现它们非常富于侵略性。开始他想狒狒的秉性如此，但后来另一些科学家通过对野生狒狒的观察所做的结论却并不如是。身陷囹圄、失去自由和厌倦会使在自然环境中并不存在的侵略性发展起来。
我相信人和动物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都会出现异常表现。但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给人类的处境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可以回溯到文艺复兴时期，而在我们的世纪达到了顶点：一夜之间，机器的力量取代了由动物和人类提供的自然力量。一个新的希望由此而生：如果能将这一伟大的力量纳入正确的轨道，则最终多数人都可以分享富裕的果实。
接踵而来的是第二次革命——工业革命，在这次革命中机器不仅取代人的体力，还要取代人的思想，我所指的是以某种机器操纵其他机器和生产程序的控制论科学。控制论的急速发展使生产能力成倍提高，我们可以由此预言：如果不发生大量毁灭人类的战争和瘟疫，新的生产方法将会造成人人有份的绝对的富足。人类生活可能会受到生产过剩的干扰，但却永远摆脱了贫困、饥饿和暴力的威胁。
现代社会不仅造出了物，也造出了对物的需求。我的意思是，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对于物的需求永无廪足，总是在追求吃、喝和更舒适的住宅。但是如果仔细观察一下周围，你会发觉广告和装潢对于需求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种需求已经不是出于人本身，而是出于人以外的原因。当广告对一种过剩产品大肆宣扬时，一个本来过得不错的人也会觉得自己过于寒酸。在我们现存的制度中，创造利润是生存的条件，因此工业将毫不扰豫地去创造需求，然后再来满足它。目前的经济制度立足于最大量的产出和最大量的消费，而十九世纪时经济还是立足于尽可能的节省。我们的祖父辈认为购买自己无力偿付的东西是一种罪恶，而在今天这种作法已成为一种美德。相反，如果有谁只买自己需要的东西或是从不欠债，反而会被人认为不正常。这种风气将会把我们引向何处？我可以告诉你：无节制的消费将会造就出一种以商品做为宗教信仰的人。他对于天堂的解释大概就是一个硕大的、应有尽有的百货商店，并且他有足够的钱去买下不仅是他想要的，还要比他的邻人稍多一些的东西。这是一种综合症的一部分：他对自己价值的理解就在于占有的多少，而他如果想成为最好的，就不得不成为占有最多的。这种恶性循环产生消极、嫉妒、贪心；最终导致人内心的虚弱和自卑。他对于自己的估价基于他有什么，而不是他是什么。
父权社会的危机
我们已经看到，将消费做为生活的目的会导致挥霍无度和厌倦。而这一问题与一场影响整个西方世界的危机密切相关。由于我们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到了这场危机的现象而不是内在的原因上，因而对于它还没有清楚的认识。我所指的就是家长制的，权力主义的社会结构的危机。
这种社会结构到底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使我想起十九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瑞士学者巴霍芬。是他第一个系统地说明了，一切社会都基于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构原则：女性或母权制的或是父权制的。它们的区别是什么？
我们在旧约和罗马史里看到的父权制社会直到现在仍然存在。在那里，父亲拥有和统治家庭。在原始的父权制法律中，妻子和子女同奴隶和畜群一样，属于父系家庭的财产。父亲对于他们可以为所欲为。想想今天的年轻人，我们会感到自己已经走过了很长一段路。但是不要忘记，父权制在大约四千年以来一直以不同的方式统治着西方世界。
在母系社会里情况完全不同。在那里，最受尊敬、被认做当然的一家之长的是母亲。父爱和母爱是截然不同的，而且这种差异是十分重要的。父爱常常自然地成为一种有条件的爱，子女必须符合某些要求才能得到它。说到这里我请大家不要误解，我所说的父爱不是指哪一个父亲对自己子女的爱，而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父亲最爱那个最符合他的希望和要求的儿子，而这个儿子——一般是长子，但也有例外——最有可能成为他的继承人。如果你看一看《旧约》，就会发现总有一个最受喜爱的儿子，他因为服从自己的父亲而得宠，而且被赋予一个特殊的地位。
在母系社会中，一个母亲平等地爱她所有的孩子。这些孩子都是她的血肉，都需要她的照料。如果母亲只哺育那些服从她的孩子，大多数孩子就会饿死。你也知道，一个婴孩根本不可能完全照大人的意志行事。一个母亲爱她的孩子只因为那是她的孩子，这就是为什么在母系社会中没有出现等级制。
以上是对巴霍芬理论的一个概述。在父系社会中，统治的原则是国家、法律等抽象的东西。而在母系社会中，所依靠的是使人结合在一起的自然联系。这种联系是明显的．不需要费力寻找和强迫实行。如果你有时间读一读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就会得到一个完整而有趣的答案。这出戏剧记述一场战斗，一方是以克瑞翁为代表的父系社会原则，而另一个是以安提戈涅为代表的母系社会原则。对于克瑞翁来说，国家的法律是至高无上的，任何违抗它的人都必须处死。安提戈涅却按血亲原则、按人性、同情心行事，把这些看得高于一切法律。按照今天的说法，克瑞翁被塑造成一个典型的法西斯首领，极端崇尚权力，认为一切个人都必须绝对服从国家。《安提戈涅》以他的原则遭到失败而结束。
这里还必须提一下宗教。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