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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这样到这儿来伸张正义，营救一个无辜判刑的女人。”
“哪一个女人？”
“就是刚才裁决的那个案子里的女人。”
“啊，玛丝洛娃的案子。”谢列宁想起来，说。“那个上诉状完全缺乏根据。”
“问题不在于上诉状，而在于那个女人没有犯罪，却被判了刑。”
谢列宁叹了一口气。“这很可能，但是……”
“不是可能，而是确实……”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是审理那个案子的陪审员。我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犯了错误。”
谢列宁沉思起来。“当时就应该声明呀。”他说。“我声明过了。”
“应该把它笔录下来，上诉时一起送上来就好了……”
谢列宁一向公务繁忙，很少参加社交活动，对聂赫留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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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的风流韵事显然毫无所知。 聂赫留朵夫注意到这一点，决定不提他同玛丝洛娃的关系。“是的，不过就是现在这样，原判显然也是很荒谬的。”他说。“枢密院是无权这样说的。 要是枢密院认为原判不公正，因而把它撤销，那么暂不说枢密院可能丧失立场，不能维护正义，反而有破坏正义的危险。”
谢列宁一面回想刚才的案子，一面说，“姑且不说这一点，至少陪审员的裁决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我只知道一点，那个女人是完全无辜的，把她从不应得的惩罚中拯救出来的最后一线希望现在也丧失了。 最高机构竟批准了完全非法的行为。”
“枢密院没有批准，因为它没有审查，也无权审查案子本身。”谢列宁眯缝着眼睛说。“你大概住在姨妈家里吧。”他话锋一转，“我昨天听她说你在这里。伯爵夫人约我跟你一起去参加一个聚会，听一个外国人讲道。”谢列宁嘴唇上露出一丝笑意说。“是的，我去听过，实在讨厌，我听了一半就走了。”聂赫留朵夫怒气冲冲地说，谢列宁岔开话题使他很恼火。“哦，那又何必呢？
无非是一种宗教感情罢了，虽然有点过火，有点教派的味道。“谢列宁说。”简直是胡闹。“聂赫留朵夫说。”哦，是不能这样说的。 说来奇怪只有一点，我们对教会的教义知道得太少了，因此往往把一些基本道理当作什么新发现。“谢列宁说，仿佛急于要把自己的新见解告诉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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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赫留朵夫惊奇地仔细瞧瞧谢列宁。 谢列宁没有垂下眼睛，他的眼神忧郁，却带有恶意。“难道你相信教会的教义吗？”聂赫留朵夫问。“当然相信。”谢列宁回答，直勾勾地盯住聂赫留朵夫的眼睛。聂赫留朵夫叹了一口气。“太奇怪了。”他说。“好吧，我们以后再谈。”谢列宁说。“我这就去。”他转身回答那个毕恭毕敬地走到他跟前的民事执行吏说。“一定得找个机会再见见面。”他不胜感慨地说，“我找得到你吗？至于我，晚上七点钟吃饭前总在家里。 我住在纳杰日津街。”他告诉聂赫留朵夫他家的门牌号码。“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他添了一句，嘴唇上又露出笑意。“要是有工夫，我会去看你的。”聂赫留朵夫对往外走的谢列宁说，经过这番简短的交谈，他觉得这个原来亲切可爱的人，变得生疏、隔膜而难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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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列宁在大学读书的时候，聂赫留朵夫就认识他了。 当时他是个优秀学生，忠实朋友，上流社会里教养有素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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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人接物很有分寸，而且相貌俊美，风度翩翩，又非常正直诚恳。 他并不特别用功，也没有丝毫书生气，但书却读得很好，所写的论文几次得到过金质奖章。他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上把为人们服务作为生活目标。 他认为要为人们服务，除了进政府机关工作，没有其他途径，因此一毕业，就把凡是能贡献力量的工作作了一次系统研究，断定到立法办公厅二处工作最有益，就进了那个机关。 然而，尽管他兢兢业业，忠于职守，他却觉得这种工作并不能实现他有益于人们的愿望，也不觉得这样做就尽了本份。 由于他同浅薄庸俗的顶头上司发生冲突，这种不满足的感觉就更加强烈，结果他离开了二处，调到枢密院来。他到了枢密院，觉得好一点，但不满足的感觉还是经常使他苦恼。他时刻感到，一切都和他的期望截然相反，一切都和应有的情况截然相反。在枢密院任职期间，他的亲戚为他奔走，替他谋得宫中侍从的职位。 于是他只好穿上绣花制服，戴上白麻布胸衬，坐车一家家登门道谢，因为他们让他当上了听差。 他左思右想，也不能解释这种差事的意义。 他觉得这种差事比在政府机关任职更加“不对头”
，然而，一方面他又不能拒绝这项委任，否则就会惹怒那些热心帮他忙的人。 另一方面，这项委任又迎合他的劣根性。 他在镜子里看到自己身穿金绦制服，人家见到他肃然起敬，又感到沾沾自喜。他在婚姻问题上也遇到同样情况。 人家为他撮合了从上流社会看来很美满的婚姻。 他结婚的原因，主要因为如果拒绝这门亲事，他就会得罪和伤害希望它成功的新娘和撮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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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戚，同时也因为同这个年轻貌美、门第显贵的姑娘结婚，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 不过，这门亲事很快就被证实比机关职务和宫廷差事更加“不对头”。
他的妻子生第一个孩子以后，就不愿再生孩子，开始过奢侈的社交生活，而且不管愿意不愿意，他也得参加。她长得并不特别美，但对他是忠实的。她这种生活方式严重影响丈夫的生活，自己除了浪费大量精力，换得过分疲劳以外，也可以说一无所获。 虽然如此，她还是竭力维持这种生活。 他千方百计想改变这种生活方式，但她在亲友支持下认为非这样生活不可，结果他的愿望就象撞在石墙上一样粉碎了。他们有个女孩，生着长长的金黄鬈发，露着两条白腿。但做父亲的并不喜欢她，主要因为她不是按照他的愿望培养的。夫妇之间经常发生隔阂，甚至双方都不愿意互相了解，因此一场不动声色、瞒过外人耳目、碍于礼节而保持一定分寸的明争暗斗就使他的家庭生活变得十分痛苦。 这样，他的家庭生活就比机关职务和宫廷差事更加“不对头”。
不过，最“不对头”的却是他对宗教的态度。 他也象所有同时代和同圈子里的人那样，随着智力的增长，毫不费力就摆脱了宗教迷信的枷锁，并且不知在什么时候得到了解脱。他是一个严肃而正直的人，在大学念书、并同聂赫留朵夫交往的青年时代，就公然摆脱了官方宗教的迷信。 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官位的步步高升，特别是当时社会上保守的反动势力的抬头，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开始同他的活动发生冲突。 且不说家里的情况，尤其是他父亲死后为他做安魂礼拜，母亲要他持斋，以及社会舆论对他施加的压力。 就是在机关里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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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他也不得不参加祈祷、供奉、谢恩等礼拜，简直难得有一天不接触宗教仪式，而且无法逃避。 对这种礼拜，只能两者取其一：要么假装信仰（凭他诚实的天性，这是办不到的）
，要么认为这些宗教仪式虚伪，竭力避免参加。 但为了处理这种似乎无关紧要的问题，却需要做大量工作。 除了必须同周围的人经常斗争外，还得完全改变他的地位，放弃公职，牺牲他自以为通过现在职务可以给人们带来的利益，以及今后将会给人们带来的更多的利益。 为了要这样做，必须坚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 他有这样的信心，就象当代一切受过教育的人，只要稍微知道一点历史，知道宗教的起源，知道基督教的起源和分裂，就不能不相信这种观点是正确的。 他不承认教会宣扬的教义是真理，这一点也是完全正确的。不过，在生活环境的逼迫下，他这个诚实的人只好自己欺骗一下自己。 他对自己说，为了证实不合理的事是不合理的，首先就得进行研究。 这是一点小小的虚伪，但它却把他引向大的虚伪，他至今还不能摆脱。他是在东正教的氛围下出生和成长的，周围的人全要他信仰东正教，不承认这个教，他就无法继续从事有益于人们的活动。因此，对自己提出的东正教是不是正确这个问题，在心中他早已有了答案。 同时为了阐明这个问题，他不读伏尔泰、叔本华、斯宾塞、孔德的著作，而读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