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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他一封。信中所说的仍然是些家常话，没有什么能够鼓舞人心或者发人
深省的大道理，对那些风风雨雨，也不作什么评论。但是每一封信都能让我
捧读几遍，流淌不少眼泪。心中的忧虑和不平经这泪一洗也平静了许多，好
像一个饥渴劳累的作者看见了一间简陋的、可以歇脚的茅屋，再向前走，便
有了希望和力气。
“我看，没啥！课还是要让你上，工资还是要给你加，小说呢，照样给
你印出来！”
“谁说的？”我奇怪地问。
“算命的小瞎子！”母亲的口气不容置疑。
还能笑吗？不论瞎子的话是怎样的瞎说，单是母亲的祈祷和祝愿就足以
使我的心熨贴了，我立即表示，不错，没什么可怕的。不几天，母亲又把我
带到乡下弟弟家里，要我去看看她和大伯父的“堂屋”——刚刚打好的棺材。
为了使老人对于自己的后事放心，我出了钱，兄弟姐妹们出了力，两副又长
又厚的棺构威严地放在弟弟的厢房里。母亲告诉我，她，大伯父，还有父亲
都在棺材里睡过一下了。“死过一次了阎王爷就不会再来勾魂了。”一边说，
还一边笑，好像一切都在她的掌握之中似的。我问，买了三副料，为什么只
打了两副呢？母亲说，她要把“堂屋”盖得厚实些，免得风雨一打就坏了。
父亲是三位老人中最年轻的，所以决定暂缓一步。扶着老人的堂屋，我心中
的那一点残留的忧郁也消散了。真的，有什么可怕的？既然父辈们能面对自
己的坟墓而有滋有味地活着，我为什么就没有死而后生的信心和勇气？何
况，我的棺材板还是一棵棵枝叶茂盛的大树正长在泥土里呢？于是，和一般
人的说的不一样，儿女情长不但没有使我英雄气短，倒给我平添了几分英雄
气。我把那些郁闷完全抛在脑后，高高兴兴地大吃大喝了一阵子，免不了还
去看花灯，听大戏。
不能说我和亲人们的关系中没有一点叫人烦恼的东西。但是比起这些令
人心醉的理解、支持和情爱，那些简直不值得一提。而且，如果没有一点烦
恼，亲情的价值和份量也便显得十分轻浮了。你要得到什么，自然也应付出
什么。
1986年。。 5月
最后的日子
最后的日子
时间过得真快，它常常会提醒人生命的短促，能够聊以自慰的是生命尚
可通过子嗣的繁衍而一代一代延续下去。
我总觉得有一件事情没有做。那就是写一篇回忆父亲的文章。十多年了，
它在我的脑海里不时浮上来，间或又沉下去。
然而心里总不安宁。我现在好歹算个作家，虽然蹩脚，也已经在白纸上
印出七八十万的铅字，其中却没有一个字属于父亲！我不安。只有我自己知
道，我的血液里流淌着多少父亲的血液！
假若父亲知道我真的成了作家，他会多高兴！他是喜爱文学的。或许他
也曾做过作家梦，只是没有实现。我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一些他写的古典
诗词。我不懂诗词，判断不出他文学素养的高低，但起码可以判断他文学兴
趣的高低。
父亲终于没有看到我成为作家，就遗憾地逝去了。遗憾不仅因为没看到
自己愿望的实现，不仅因为他才
64岁，还因为他死于共和国编年史中最寒冷
的一个春天，死于真正的绝望之中。
我赶回上海是
1976年
4月初。在这之前，在父亲腹部刚发现癌块时，我
就回来过。后来就住院，后来就开刀，后来我就回部队了。大概只过了两个
月吧，又被一封“父已弥留”的电报催回上海。
坐在卧铺车厢里。都是陌生人。我脑子里想的全是父亲。
癌症是极可怕的病，它的可怕不仅在于会直接导致死亡，还在于它选择
的走向死亡的形式。比如脑溢血，比如心肌梗塞，它们几乎是在瞬间跨越生
死的界限。而癌，仿佛一条狼狗，一口一口嘶咬你活生生的肌血；慢慢地、
一点一滴地消耗你，用剧痛来折磨你，让你在死亡阴影的笼罩下等待末日的
来临。这种死法有点像凌迟，是人类所能想得出来的最可怕的刑罚。
父亲已经瘦得脱形。有时候昏迷有时候清醒。这一天，他忽然精神一些，
让我们扶他倚在床头。我知道是回光返照，又抱着一丝侥幸，我竭力想找出
一点高兴的话来说说，可实在是想不出什么高兴的事。好像还是生拉硬扯地
说过几句什么，父亲显然并没有听进去。
他长叹一声：“你们以后怎么办啊！”浑浊的泪水沿嶙峋的面颊淌下。
我说不出话。我想不出任何可以安慰他的言语。我不知道陆游儿子听到
《示儿》时怎么想。我想哭，但好像没有哭出来。我已经麻木了。以后怎么
办，简直是一个不敢想的问题。我在四川当兵。妻在黑龙江农场，且拖着病
残的身子，唯一的姐在浙江也是个多年无法上班的病人。剩下病病歪歪的母
亲，今后孤身一人怎么在上海生活？
以后，父亲再没有清醒过，慢慢烧尽最后一滴生命的油，终于，灯灭了。
灯灭时，连“卟”的一声响都没有。我们正在吃午饭，忽然发现，他已经没
有气了。我甚至无法把他临终的时间精确到分。
灯灭时，连“卟”的一声响都没有。我们正在吃午饭，忽然发现，他已经没
有气了。我甚至无法把他临终的时间精确到分。
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刻，我们就处在工作调动的两难之中。我们绞尽脑汁
设想对策，我们四方奔走寻找门路。当我们终于在上海安顿下来，腾出了感
情和精力，却已经无法再为父亲做一些什么了。当然，即使在当时，我也做
不了更多的什么事。对晚期癌症，谁也没有回天之力。但我还是内疚。
最使我内疚的是杜冷丁。杜冷丁是一种止痛麻醉剂，奇缺。医生再三关
照，杜冷丁里含玛啡，会上瘾，千万不能多打。其实，上瘾就上瘾，只要有
足够的量。问题是买不到足够的量。
现在，我回上海十多年了，我已经建立起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有了
一张属于我的“网”。或许，买几盒杜冷丁不是办不到的事。可是那时候，
我刚回上海。不，还没回上海。我离开上海时是个未涉足社会的中学生，八
年之后，上海对于我是个完全陌生的冷冰冰的城市。我去找谁？我到哪里弄
杜冷丁？
靠医生的慈悲，靠有限亲戚的帮忙，总算凑足一盒——10支。10支是个
多么有限的数目。一天一支能用十天，一天二支能用五天。。这
10支只能留
在最后，留在父亲最最痛苦最最不能忍受的时刻。
我守在父亲床头。父亲呻吟着，说：“打一支吧！”我就解释：“爸爸，
医生说杜冷丁会上瘾，能不打最好不打。”父亲看看我，似乎点了点头，合
上了眼。
后来，看样子实在不行了，我下决心动用杜冷丁。但还是留有余地，半
支半支地用。必须省，要留到最后的时刻。
我没想到，最后的时刻无声无息来到了。我不知道会这么快。直到父亲
辞别我们的时候，仅用了一支半！剩下八支半杜冷丁徒然躺在纸盒里。
我后悔！我骂自己混蛋！你这个做儿子的怎不了解自己的父亲！父亲很
有克制力，他不会轻易喊痛。我应该知道，可我没料到父亲的自制力如此惊
人！我内疚，在内疚的同时，我对父亲肃然起敬。
内疚的事还有，我想到开刀那一天。
癌症病人要不要开刀是颇费踌躇的。父亲
1957年患胆结石也是在这家医
院动的手术，手术很成功，他对主刀的李医生很感激、很信任。这次又提出
要李医生动刀。20年过去了，李医生已经是外科主任，是闻名全市的“一把
刀”。1976年，知识分子还是“臭老九”，唯独医生，似乎地位并不低。凡
人皆有求助于医生，手下总要留情一点。
刀”。1976年，知识分子还是“臭老九”，唯独医生，似乎地位并不低。凡
人皆有求助于医生，手下总要留情一点。
李医生来替父亲检查，在父亲肚皮上按摸，从他的脸上读不出一点儿信
息来。按摸完，他没说一句话，走出病房，走到医生办公室，在水龙头下仔
细地反覆地洗手。我从病房跟到办公室，想问，却没问。
他看看我：“开刀吗？”
我畏怯地问：“您以为。。”
“你们家属定吧。寄希望于我的错误。”
我没听懂，看着他。
他说：“X光片子诊断是结肠癌。如果真是结肠癌，那就好了，把肠子
割掉一段，多割一点，没问题。可是，据我诊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