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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赏：“我黄埔军校中，人皆如此，何等妙哉！”自此，陈诚深为蒋青睐。
1925年，由于郑振铎的介绍，李金发加入了文学研究会，入会号为“149”。入会后，他常参加文学研究会的聚会，因此能见到那时的“文坛巨子”：沈雁冰、傅东华、叶绍钧、夏丐尊、赵景深等人。近距离的接触，使李金发觉得，这些当时中国文坛上声名赫赫的人物，“其实都是亭子间绞脑汁的可怜寒士，若能在中学做一国文教员，或与书局有关系，做一位编辑，便沾沾自喜，终身有托。文人无出路就是如此情形。”李金发因此与文艺若即若离，最终走上弃文从政从商的道路。
1928年初，蒋介石因为北伐军快进入山东省，特向中山大学要山东人随军入鲁。戴传贤就推荐何思源，写信给蒋，由何带去。戴在信中说，近几年他的新交中，何是他最好的朋友，也是最有希望的朋友。又说何精通几国的语言文字，已经出版了好几种著作。最奇怪的是，戴说，何是一个最孝道的人。蒋看完信后，对何大加辞色。
郁达夫在外是懦弱的受难者，在内是凶恶的暴君，他每在外受到侮辱，回家必向孙荃发泄，百般挑剔，辱骂孙荃是在家“坐食”的“行尸”。“你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生存在这个世上的呀？”随后又责怪自己，抚慰孙荃，详细解释发怒的原因，孙荃听了反替他抱不平，为他痛哭，直到两人相抱而泣，这就是郁达夫说的“悲剧的出生”。其未足月的龙儿出生了，他称龙儿是两人“悲哀的继承者，一看就觉得是一个神经质的薄命的相儿”。称其出生“多此一举”。龙儿果然早夭。
第五部分 我吃亏在没有写出一本大书来第37节 这两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
丽尼婚后，妻子不巧怀孕，因家穷，无钱生养，走投无路之下只好买了一大包奎宁，想要打胎。没想到妻子吃了奎宁后，腹痛如绞，丽尼吓得不知所措。妻子说：“快拿笔来，我写遗嘱，不是你毒死我的！”幸好一位长辈到来，才赶紧把病人送医院抢救。
1932年鄂豫皖根据地反四次“围剿”时，徐向前在七里坪一带打仗，战局异常紧张，无法回家看望妻子，只是让警卫员把袜子拿给她补一补，好行军作战。警卫员回来悄悄地对他说：“程训宣被抓走了，人家说她是改组派。”她的命运如何，徐向前不得而知，也不便过问，还是打他的仗。部队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徐向前一直打听妻子的消息，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告诉他。1937年到延安，徐才听说她和王树声的妹妹等一批人都被杀害了。徐向前问周纯全：“为什么要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有什么罪过？”周说：“没有什么罪过，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嘛。”
王世镗少年时即喜欢临摹龙门石刻，谓“有古拙博大之风”，后由文字学研究入手，日耽翰墨，30年不倦。于右任偶然间得遇其书，惊问此人尚在否？得知王在汉中困居，以鬻字糊口，大为骇诧，以为如此奇才，埋没穷乡僻壤，实国人之羞。于设法将王老先生请到南京，相见恨晚，尽出其所藏古今碑帖遗简影本以飨王世镗，并广为称誉，予王以监察院参事名义，专事书法。
鲁迅加入左联，与周扬等人关系不睦，深恶痛绝，以至在见到阔别两年多的冯雪峰时，未及寒喧，劈面就说：“这两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
抗日战争时期，曹聚仁曾做过战地记者。有一次，他因追赶队伍，途径皖南小镇深渡。当时，小镇没有旅馆，只有饭铺。曹聚仁想找一个房间，店伙说楼上有一个房间，不过，要和别的房客伙住，因住房紧张，曹聚仁只能将就。“哪知房中有两张床，右边那张床，住着中年妇女，带着一位十六岁少女。……到了半夜，那妇人一定要她女儿睡到我的床上。那少女一声不响，真的睡到我的身边来了。也就胡里胡涂成其好事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欠了饭店六块大洋，身边又没一文钱，只好听店伙的安排，走这么一条路了。……第二天早晨，
我便替她俩付了房钱，叫了一辆独轮车，送她俩上路，还送了十块钱。她俩就那么谢了又谢，把我看作是恩人似的。”曹晚年回忆此事时说，“希望读者不必用道学家的尺度来衡量这一类的课题；在战时，道德是放了假的。……临别时，那妇人暗中塞给我一方手帕。我偷偷地看了，原来是腥红血迹的白手帕，我当然明白是什么了。在战时，如雷马克《西线无战事》中所写的，一位手拿两只面包凫水过河去的德军，彼岸的法国少女便投向他的怀中来了。所以，吃饱了饭的道学家，在边上说说风凉话，实在太可笑了呢！”
周作人懂日本文化，曾有日本人到北大讲中日文化合作，周跟日本人说：“谈到中日文化合作，我没有看见日本人的文化，我倒看见他们的武化，你们都是带着枪炮来的，那里有文化，只有武化。”抗战的时候，周留在北平，蒋梦麟示意他说，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关系比较深，不走，可以保存这个学校的一些图书和设备。周果然没有走，后来因汉奸罪被关押在南京。蒋常派人去看他，并常送给他一些需用的东西和钱。有一次，周作人托朋友带信，说法庭要蒋的证据。他对法庭说，他留在北平并不是想做汉奸，是校长托他在那里照顾学校的。法庭问蒋有没有这件事？蒋回信证明确有其事。
1948年初，台大中文系主任许寿裳被暗杀后，魏建功、李霁野、李何林先后辞职返回大陆。台静农独留了下来，他说：“实在是因为家眷太多，北方天气冷，光是一人一件过冬的棉衣就开销不起，台湾天气暖和，这一项开销就省下来了。”
“九一八”事件后，中国有了亡国的危险。在多事之秋，以生存为第一目标的阎锡山，周旋在日本、中共和国民政府三方之间。他说：“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颗都不行。”不愿离开经营多年的山西，几乎成了他的原则。到国共大打出手，1949年太原破城前，美国人陈纳德传话愿接阎锡山脱险，阎说：“不死太原，等于形骸，有何用处！”阎锡山最终丢弃了太原这一命根子，但如他说：“东山的土地爷到西山就不灵了。”
云南起义前夕，卢汉派杨文清去游说张群：“起义是云南人民的强烈愿望，我们是顺应民意弃暗投明而起义的，希望张先生和我们一致行动。”张群答说：“你们的起义行动我是很同情的。我也知道这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国民党的确是无法挽回了。蒋先生过去所作所为，连我也有不满意的地方。但我一生都是一个国民党员，我和蒋先生的私人关系你们也是知道的，我不能和你们一致行动。如果你们要把我当作俘虏看待，交给共产党，我想他们也不会对我怎么样的。要是你们让我走，我很感激，我今后也不再做什么事，到海外做个寓公算了。”
建国初，马连良夫妇从香港回到北京，离港之前，曾请星相家算命卜卦。这个有名的星相家，就是住堡垒街的袁树珊。卜算的结果，袁说：“你（马连良）还有十五年大运。”后来果然。
1950年，刘仁静到北京，跟一些熟人联系都碰了壁。董必武明说不见；李立三辞以不在家；吴玉章稀里糊涂接见了他，谈话不久，秘书就进来提醒吴，说此人不可接触；写信给廖承志，廖不答复。刘不敢去打扰毛泽东和周恩来，但一次他去参加谭平山的追悼会和周不期而遇，只见周恩来迎着来宾队列和每个人一一握手，临到刘时却看也不看一眼越过他和下一个握手，使刘十分难堪。刘回想起在莫斯科最后一次和周见面时，周还亲切地和他开玩笑，而现在自己却落到如此地步，感慨不已。中央指定安子文和他联系，并帮他解决了一些困难。最后刘少奇出面和他谈了一次话，态度、口气之严峻，也是他没有料到的。他只记得中心意思是：你刘仁静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否则就只能饿饭。这次谈话后，他用了刘亦宇的名字，被安排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政治经济学教师。
1956年，中国掀起了农业合作化，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梨园行闻风而动，见大大小小的商店、药铺、饭馆以及像样和不怎么像样的作坊，都挂上了“国营”或“公私合营”的牌匾；所有的店员、伙计、跑堂等都拿上了工资；成不了“角儿”的演职员眼馋了，说：“连资本家都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