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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扶植和操纵奴化教育机构实行战时教育体制（2）
除去“建国精神”科外，其他各种教学也渗透着“建国精神”教育。国语科中，选编了有“建国精神”内容的课文。此外，“建国精神”教育贯穿在各项日常活动和“式日”活动中。学生每天上下学路过神社，在校经过“御影奉安殿”，都要脱帽行礼致敬；出入校门要向“建国神庙”或“建国忠灵庙”敬礼，否则就要受罚；学校每天要举行“朝礼”，升伪国旗，向伪皇宫和日本天皇皇宫遥拜，祈祷“武运长久及战殁英灵”，领读或齐诵“国民训”，校长或值日教员训话、做“建国体操”等。每天放学前以班为单位举行“终礼”，反省一天的行为。1943年以后，有的学校竟一天进行3次拜神活动。“式日”主要有元旦、入学日、毕业日、建校纪念日、春秋祀孔、“万寿节”、“访日宣诏纪念日”以及日本的“纪元节”、“天长节”、“明治节”等。“式日”皆按程序举行“典礼”，其程序与“朝礼”大同小异。通过这些活动向学生灌输“建国精神”的内容。
4加强时局教育。时局教育是日伪统治者在战争环境下为“确立国防国家体制”和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需要而增加的思想教育内容。主要内容是：诵读伪满洲国发布的《国民训》和各省发布的《省训》；组织学生收听重要时局新闻，观看日寇侵战胜利的影片；要求学生写“时局日记”，以增强对时局的认识；通过各科教学宣扬“日满共同防卫”思想，等等。这些时局教育活动，一方面要青年学生在战时环境下“守本分”、“忠君爱国”，另一方面是向青年学生灌输战争意识，使之为“大东亚圣战”效劳。所以，各级各类学校都被迫把时局教育列为教育的重点，有的学校还成立了时局教育委员会，进行时局教育的研究和宣传工作。吉林省还发布了《时局训》，作为时局教育的依据。其内容是：“①奉戴《时局诏书》；②明徽大东亚圣战；③坚持日本必胜之大信念；④致率先垂范职域奉公之诚；⑤挺身于国土防卫、物资增产以协力亲邦圣战之完遂。”王野平主编《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第117~118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此外，日伪统治者还强令各校学生参加捐献和回收各种战争物资运动，以补充战争军需的生产材料，并组织学生参加庆祝日军胜利的集会和游行、为日军写慰问信、制作纪念品等。这些活动的宗旨是向青年学生灌输“大东亚圣战必胜”的思想。
5强迫学生“勤劳奉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当局先后公布了《国民勤劳奉公法》、《勤劳奉公编成令》等法令，推行“国民皆劳”的奴役政策，强迫东北人民负担各种艰苦的劳役。伪满洲国各级各类学校的学生也被迫参加所谓“勤劳奉仕”活动。1942年12月23日，日伪当局公布《学生勤劳奉公令》，规定大学和相当于大学教育设施的在校学生，都组成“勤劳奉公队”，每年参加一个月至45天的劳役。同时规定，学生如无正当理由而完不成规定的“奉公”劳役者，不准毕业。1944年4月，伪文教部又发布了《大学战时体制确立要纲》，要求大学生每年要有二至三个月的“勤劳奉仕”服务期，为日本帝国主义挖战壕、筑工事、修飞机场等。到后来，青年学生们几乎被迫常年参加与战争有关的各种沉重劳动。日伪统治者采取强制性措施，把伪满的大学生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时劳动大军。1943年，日伪当局在修正学校规程时，又把“勤劳奉仕”列入教学科目中，并规定了“勤劳奉仕”的日数：中等学校男生每年20天以内，女生15天以内；初等学校学生每年10天以内。但后来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需要，“勤劳奉仕”的时间也随着延长，从3个月以至达到半年之多。中、小学“勤劳奉仕”劳动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为军事服务。城市学生到农场、林场从事农业或林业劳动、修筑公路、挖防空壕、种植蓖麻、打军草；到“忠灵塔”、神社等地进行清扫，等等。农村学生则多从事农业劳动，如除草、挖水沟、播种、收获等，也参加修路等军事需要的劳动。1943年以后，中、小学“勤劳奉仕”劳动中有关军事方面的内容比以前有所增加。“勤劳奉仕”活动在各省、市、县设立的学校勤劳奉仕指导委员会监督下进行。各校都建立了学生“勤劳奉仕”队组织，一般每校设一大队，下设若干中队、小队，每小队约三四十人。校长任大队长，教师任队长，教师或学生任小队长，有的学校则按校内协和少年团编制组成学生“勤劳奉仕队”。这种组织形式便于指导和监督，使学生的劳动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切合日伪当局的迫切需要。“勤劳奉仕”活动是日本侵略者强化殖民教育的一种手段。这种强制性的沉重劳役，严重地损害和摧残了青少年学生的身心健康。
第二部分：扶植和操纵奴化教育机构对侵占地蒙疆地区的教育侵略（1）
早在1911年，日本关东军和“满铁”就策划“满蒙独立”。1934年4月23日，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勾结日本关东军特务在百灵庙成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1936年2月12日，德王成立“蒙古军司令部”，换用蓝地上角有红、黄、白的三条旗，表明脱离中国版籍，5月12日在德化市成立“蒙古军政府”。七七事变后，日军沿平绥铁路西进，操纵成立傀儡政权，相继在张家口建立“察南自治政府”，在大同建立“晋北自治政府”，在绥远建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在张家口建立“蒙疆联合委员会”。1939年9月1日，在这三个伪政府基础上建立“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一般称之为“蒙疆政府”。伪蒙疆政权所辖区域包括察哈尔盟、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巴彦塔拉盟、伊克昭盟和察南政厅（后改为宣化省）、晋北政厅（后改为大同省）。
实施防共与民族分别教育
日本对伪蒙疆政权的统治方法类似于对伪满洲国的统治，各级政权均由日本人担任顾问，执掌政府核心大权的总务厅长官和绝大部分成员由日本人充当。在政府机关各部局皆有日本人次长，掌握实权。驻蒙军司令官是“蒙疆政权”的太上皇，他通过驻蒙军政治参谋、最高顾问、兴亚院“蒙疆联络部长官”和日本驻蒙疆大使来实现对“蒙疆政权”的控制。当时，日本方面认为：“蒙疆是被赤化了的外蒙和中国西北地区的连接地带。在这一地区建立强固的政权，在军事上可以切断自中国事变以来一直进行援助、煽动对日抵抗的苏联的武器供给通道，在思想上可以阻止共产国际对中国的赤化